我也是新四军中一个上海兵

我在青少年时代，只读过十年古书，没有进正规学校学习过。但我喜欢看书、看报，对国家大事一直很关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震醒了全国人民。我开始在家乡扬州黄珏镇创办《抗日壁报》，宣传抗日。1937年12日13日南京失守，14日扬州沦陷，日本侵略军到了黄珏镇，杀人放火，我的两个表哥被日军残酷杀死，激起我强烈的民族仇恨，这时我这个17岁的青年，就投笔从戎，参加了故乡一支自发的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是指挥过安徽郎溪农民暴动的陈文，他的队伍里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半年多烽火斗争生活中，我当过宣传员、文员、重机枪射手，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军人，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作战，延安已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向全国各地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于是，请假离开了这支游击队，踏上奔向延安的征途。
　　1938年秋天，我搭乘一条小木船，穿过满目疮痍的日军占领区，行程半个月，历经日伪军盘查的风险，到了沦陷后的上海。我想从这里转道延安。这时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形成一个特殊的“孤岛”。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这里进行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我到上海后，到处奔走，积极寻找去延安的关系，但因人地生疏，又缺少路费，终于未能如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考入上海康元制罐厂，暂时当了一名小职员。白天从事文字抄写工作，晚上到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进行补习，同时继续寻找关系，准备赴延安求学。
　　过去康元制罐厂有中共地下组织，可惜已被破坏，我没有发现共产党员。厂里只有印刷部工人屠廷干（后改名杜夫）思想进步，与我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我们同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我们一起去“四补校”补习，发现这里进步空气浓厚，墙报办得生气勃勃，非常吸引人，学生文娱组织，如歌咏班、话剧组、康乐队等，都有不少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公开负责人是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先生。实际负责人是我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纪华（他的公开身份是“四补校”的教导主任）。除了选修的几门功课外，因我和杜夫都爱好话剧，所以又和“四补校”的《中华业余剧社》沈刻丁（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认识，经过几次交谈，也成了好朋友。就在这时，沈刻丁转告我，延安传来消息，由于全国各地广大青年涌向延安，延安已“人满为患”，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劝导当地有志青年，不要长途跋涉，都去延安，可以就地组织起来，办“抗大”式训练班，培养干部。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打消非去延安不可的念头，就决定安下心来，刻苦自学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充实、提高自己，再积极寻找机会，就近去苏南参加新四军。
　　“四补校”最吸引学生听课的是《现代知识讲座》，不仅讲课的人都是久负盛名的进步学者、教授李平心及胡曲园等人，而且讲座的内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例如，过去我对哲学感到很奥秘，但听了哲学课讲授以后非但不觉得并不神秘，而且很有收获。我又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米丁的《辩证法唯物论》。接着我又学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年的时间里，我自学了近一百本社会科学书籍，尽管有些“囫囵吞枣”、“消化不良”，但对共产主义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大体上有了初步的理解。这时，我从单纯的爱国主义，上升到要求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崇高理想。社会上一些人称“四补校”是“上海抗大”。为了不让暗藏租界里日伪特务有所藉口，进行破坏，“四补校”领导及时提醒大家做好保密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要采取‘水鸭式’的隐蔽形式，在水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在水底下却是积极活动，而且是勇往直前的”。
　　1940年春，杜夫接到家乡来信，说从去年冬起，宜兴一带驻扎了新四军第二支队。我和杜夫商量，要他以“病假”为由，回乡去接“关系”。他在194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逝世追认为烈士）。不久，杜夫从宜兴返沪，带回当地党组织一些秘密文件，要我抄写，到处寄发，还写了许多标语，和他一起冒着特务盯梢破坏的危险，四处张贴，从而在“孤岛”上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新四军，我们还以“拜兄弟”的形式，组织了一个八人“核心”的秘密团体。这个拜兄弟的“金兰谱”非常特殊，除了八个人的姓名、籍贯、地址、年庚外，扉页上印有一个“宣言”，表达我们“铲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决心，全文共500多字，是由我执笔的。这“拜兄弟”八个人中，屠廷干、范征夫、毛哲民、张松圻、殷锦坤等五人，先后成为共产党员。
　　1940年秋，由杜夫带我赴苏南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名义是团员，具体工作是参加筹办太滆中心县委的《太湖报》。“皖南事变”后，我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苏南敌后，参加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经过了反“清乡”的艰苦恶劣环境的考验，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