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

羊枣，即杨潮，原名杨廉政，字九寰，笔名羊枣、朝水等。1900年5月8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杨会康是清末举人。在17位兄弟姐妹中，杨潮排行第四。杨潮少年读私塾，14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潮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当年被清华学校开除，因此受到父亲训斥。经过“五四”运动锻炼洗礼的杨潮，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日益衰败，他认定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改名为杨九寰，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1年该校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杨潮也随之转入交通大学机械系就读，与陆定一同学。1923年杨潮以全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考工科。由于杨潮对音乐和戏剧有爱好，因而曾业余从事“明月歌舞社”活动。1926年，杨潮加入了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同仁组织“俭德会”，在上海闸北经营“百星电影院”，与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大光明”等电影院竞争。1930年又在汉口开办“百星”影院，但因得罪当地流氓，影院被捣毁，损失惨重。不久上海影院亦被帝国主义挤垮，“俭德会”影业全部破产，债台高筑。1932年，为清偿债务，杨潮向父亲求援，遭到拒绝。自此，杨潮与他的封建家庭断绝了关系。
      1932年，杨潮的六妹杨刚从北京来到上海。杨刚是1930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北方左翼作家发起人之一。在杨刚的帮助下，杨潮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从此，他为追求真理，勤奋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不倦地追求真理，坚信马列主义，决心与人民共同战斗。
      1933年，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杨潮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年初，由周扬介绍，杨潮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半年，经周扬介绍，杨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杨潮担任“左联”宣传干事，并参加了“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他在“左联”报刊和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报刊发表杂文和科学小品，并以杨丹荪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今日之苏联国》一书，全面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9月，又在《文学新地》创刊号上发表译作《马克思论文艺》。这年秋天，杨潮担任了“左联”宣传部负责人。他曾与鲁迅有过两次书信往来(见《鲁迅日记》)，将自己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译作请鲁迅先生校阅。
      1935年，杨潮辞去上海铁路局的职务，到了桂林，在陈望道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他撰写了《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等文，发表在桂林《月牙》杂志。1936年6月，广西师专停课，杨潮回到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译。1937年上海沦陷，他仍坚守在上海“孤岛”租界，为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必胜信心。
      1939年底，杨潮离开上海到香港，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这时开始用“军事记者羊枣”笔名撰写论文。在香港的两年间，羊枣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华商报》等报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军事评论及译文。在此期间，羊枣还参与了范长江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在其附设的青年新闻学院授课。1940年，羊枣担任国际新闻社编委，为该社撰写了许多专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经党组织营救，一批进步作家撤到内地，羊枣也到达桂林，撰写了《太平洋的暴风雨》一书出版。1942年4月，经国际新闻社介绍，他到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本来奄奄一息的《大刚报》，经羊枣主持笔政数月，即以内容进步、消息迅速而受到读者欢迎，日销万份。1943年6月，因《大刚报》坚持不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充斥反共叫嚣的电讯，羊枣受到特务迫害，不久被解聘。
      1944年春，日军准备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西撤。羊枣精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寇打通湘桂、粤汉铁路以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局面。他决定到东南一带开辟抗日宣传阵地。
      1944年6月，经金仲华介绍，通过谌震向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推荐，羊枣即受聘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
      羊枣到永安后，刘建绪优礼相待，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7月底8月初，又被永安的一家进步报纸《民主报》的总编辑颜学回（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爱国的左派人士）聘为该报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8月13日羊枣在《民主报》“每周评论”栏发表了他撰写的署名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除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5天的爱国牺牲精神之外，也鞭挞了这时的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被动挨打的局面。自1944年至1945年6月底羊枣被捕前，他在该报发表的社论、专论就有76篇，约12万字。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羊枣提出建议，要出一种国际时事刊物，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立即得到省社科所所长王亚南和研究员章振乾，省政府秘书长、爱国进步人士程星龄的支持，并请省政府主席刘建绪题写了刊名，使刊物顺利出版发行。《国际时事研究》是羊枣在永安全力主编的一个刊物。于1944年9月1日创刊，到1945年6月25日止，共出了39期，每期2万多字，其中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羊枣的文章。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从南平迁至永安，羊枣被聘为美新处顾问，为国际新闻特辑撰稿。羊枣精通英文，他每天在美新处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为他撰写论文提供了优越条件。
      羊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评论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在《国际时事研究》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等一系列论文，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
      羊枣在永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举办时事讲座，一面写评论，献身进步文化事业。
      1945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制造了一起以迫害羊枣等进步文化人士为主要对象的永安大逮捕事件。羊枣于7月15日被顽固派特务逮捕。在一个月中，特务在永安和福建各地逮捕了29人，拘留和软禁各1人。这一事件就是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亦称“永安大狱”。
      羊枣被捕后，先囚禁于永安吉山的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监狱。8月6日被解往江西铅山，囚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抗战胜利后转羁杭州。他在狱中同顽固派特务进行坚决斗争，大义凛然，还翻译了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少将衔待遇引诱羊枣为他们办报，要他写“悔过书”，“参加国民党”。羊枣不屈于威胁利诱，严辞拒绝。由于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羊枣终于在1946年1月11日被虐死于杭州狱中，时年46岁。
      羊枣之死引起全国新闻界、文化界的极大愤慨。上海记者金仲华等61人发表抗议声明，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暴行，要求释放福建全部被捕人员。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和大量通讯及悼念文章。美国新闻界24位著名人士、加拿大群众团体和华人团体致电国民党政府或发表声明，对羊枣之死表示强烈抗议。1946年5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由郭沫若主持举行羊枣追悼会，马叙伦、许广平、田汉等出席并讲了话。在众多挽联中，有陆定一送的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羊枣是新闻战线的杰出代表。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不受利诱，直至献出生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为后人所缅怀。
　　羊枣唯一的儿子杨朝汉1982年在整理他父亲的简略传记时，回忆到1937年底在上海父亲把他送去新四军时曾稚气地问父亲：“爸爸，许多人都到延安去了，你怎么不去延安?”父亲平静地回答：“党还需要人留在这里工作。”那年杨朝汉才16岁。自离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杨朝汉在《后记》中痛心地写道：“万万没有料到，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分别，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诀!”“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那从容赴义，义无反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