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今年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我作为他的同乡，又是他的同一条战线上的后辈，虽然和他直接的接触不多，但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最近我又阅读了他的一部分文章，包括未完成的自传及其他有关资料，更为他的对党的忠诚、苦学精神和光荣事迹所感动。
　　（一）留苏四年 毅然回国
　　1922年，吴亮平十四岁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25年11月，党组织选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由张闻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留苏四年之后，他向组织一再申请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回国后，他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11月，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 1932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尤其是几次在受冤屈、受迫害的逆境中，不怕种种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从上世纪20年代末，他在留学莫斯科时，就和同一班的王明的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自传中记载： “我对王明一伙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无事生非的作法深恶痛绝。”当时王明等自恃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支持，猖狂打击迫害反对他们的同学，对吴亮平等一批同学扣上“老机会主义者”、“托派分子”等帽子。吴亮平回国后，又多次遭王明的打击报复，被撤职、下放基层。他回忆此时自己的心情：“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他虽屡遭迫害，仍然刚正不阿，不计个人得失而勤奋学习和工作，而且为一些同样受迫害、受委屈、受错误批判处理的同志，伸张正义，作出公正的评价。
　　（二）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
　　吴亮平参加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曾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并亲自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尤其是当年为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作翻译，负责接待和安排斯诺采访，协助斯诺完成《西行漫记》一书所作的杰出贡献，是吴亮平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西行漫记》的出版，是第一次向国外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伟大中国革命包括红军长征等感动世界的斗争事迹，成为当年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奔向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的巨大动力，我自己也就是在此影响下参加党和走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吴亮平曾对自己如何参与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历史过程作了详细回忆。据吴亮平忆述，谈话开始时，毛主席要斯诺提问题，斯诺写了一大堆条子。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吴亮平的口译作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这样的谈话，连续多次，从7月起谈到9月份。斯诺原准备在保安谈话后，要再访问“正规”的红军，因为当时红军主力远在离保安200英里以西，但此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红军的新的攻势，斯诺对去访问红军主力产生了犹豫，他向吴亮平谈了自己想法。据斯诺所写的回忆：“他（指吴亮平）听了我的话，惊讶得发呆。他说：‘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正是听了吴亮平的话，斯诺才决定到达真正红军作战的地点。斯诺从前线回来后，写了这样的体会：“我幸亏接受了吴亮平的劝告，不然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的红军的不可战胜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然不了解红军是中国的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引起国内外极大震动。此书最早是1936年11月5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题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1937年3月又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出版，发行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之内就出了五版，发行几十万册，以后又翻译成十多种文字，震动了世界。1938年2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复社名义，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并征得斯诺同意，又由斯诺写了序言，在上海正式出版了中文版。此书也成了动员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寇侵略的巨大力量。《西行漫记》的出版将是一段永留史册的历史，我在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时，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偏僻小镇，就在该地一所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由此可见此书当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三）在国内最早翻译《反杜林论》
　　吴亮平是我国最早大量翻译马列著作的理论家之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他就与张闻天等合作翻译过一批重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他开始时只懂英文，经过刻苦学习，又能精通法文、俄文。他在国内最早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一部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经典著作，在当年革命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吴亮平翻译此书，也正是他处在遭受王明打击的逆境中，他以坚定的意志，克服各种困难，利用一切可能，结果在三个月时间内，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对这部30万字的巨著的翻译。
　　吴亮平具体地回忆他翻译此书的情况：“1930年正值酷暑季节，我住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条件虽很差，但比较安静……关起门来集中精力翻译这个著作。我是根据法文原本，参照俄文和英文的两种本子译的。”这是一部“战斗性著作，文字比较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简直是故弄玄虚，难于理解，我力求译得明了，虽然译得很不理想，但力争尽快完成。那时我一面挥汗译书，一面又要冒名代课，有时还得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吃饭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他完成此书翻译，即交当时上海进步的江南书店，于1930年9月付排，11月就出版了。虽是处于地下环境，还是受到很大欢迎，再版翻印多次。在北平也重版此书，印数比新版大一倍。当年上海社联的基层以大学生为主，曾发展到1000多名会员，都在研读此书，作为小组学习的主要读物。此书也传到中央苏区，受到当年许多领导干部的重视，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曾反复研读此书。吴亮平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毛泽东看一看我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毛泽东接着讲了自己是在一次红军打漳州时，从一堆书里找到此书的。此后，长征时，毛泽东将许多东西丢了，就是一直带了此书到达陕北。在延安时，毛泽东又和吴亮平一起，多次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
　　“文革”期间，吴亮平与大批老干部同样遭到被打倒的命运。1973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对吴亮平的评价，说毛主席把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接待斯诺两件事连起来赞扬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介绍到中国来，把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周恩来的这番讲话，显然是针对“四人帮”妄图打倒吴亮平的阴谋作了有力的反击。
　　（四）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
　　吴亮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线，而且在经济、教育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担负过重要领导职务，表现出优秀才能和良好作风。他作为理论家的一生，又是实践家的一生，既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工作中，他特别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注重深入的调查研究，又能把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和深度。早在1932年他到中央苏区瑞金后，即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部长。红军长征时期，担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第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军中央纵队的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时，除担负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之外，还分担了陕北公学、抗大、马列学院及中央党校的部分教育任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开辟东北地区工作中，先后担任抚顺市委书记、安东地委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曾任上海沪西区委（后改为普陀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中央财委组长、化工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委员等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吴亮平已过古稀之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充满热情和信心。当时，我有幸和他一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议，有过多次交谈的机会。他特别关心如何科学地对待我们党从建国以来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问题，如何严格区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问题，如何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问题。对理论务虚会上出现的畅所欲言、思想解放的新风气，他深表赞赏。对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大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中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认为讲得非常透彻，应该成为统一思想的基础。他的肺腑之言，饱含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进入八十年代后，他的身体情况愈来愈差，但他仍努力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历史到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和科学分析，写出一大批很有价值的文章。1982年得癌症手术后，他还深入江南农村、工厂、学校，对有关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作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具体建议。1986年他抱病坐着轮椅参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并强忍病痛，向大会递交两份书面发言，对这次中央全会有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决议表示衷心的拥护。这年10月3日，这位一生忠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战士告别了人间。他的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