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9日是《大江南北》创办人之一江岚同志逝世一周年。江岚同志是南京军区宣传部老部长，我是他的老部下，痛失良师，万分惋惜。初识江岚同志是在新中国建立不久，那时他任华东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到二十三军考察。二十三军在浙东前线加紧练兵，准备渡海作战。我在二十三军编《战地》报，向他江报情况，谈到深夜。他剖析《战地》报的长处和不足，非常中肯。1952年3月我调到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江岚同志一度任文化部部长，后又回宣传部任部长，1964年转业到华东局。在江部长领导下工作的这些年，深深感受到江部长待人宽厚，循循善诱。向他汇报、请示他总是耐心倾听，明确指示，而且介绍相关情况，娓娓而谈。经他指点，我们豁然开朗，常有“题外收获”，萌发新的宣传报道设想。他工作上很放手，从不斥责训人。我们心情舒畅，竭尽所能，充分发挥积极性。
江岚同志是从延安到新四军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就踏上征途。江岚同志说他的“人生的开始”，是在延安陕北公学。中共中央本来决定，继抗大之后再办一所陕北大学。蒋介石不批准，说陕北这个小地方，已经成立抗大，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于是就改名为陕北公学，与抗大联合向全国公开招生。江岚同志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从上海奔赴延安。抗大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北公学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江岚同志在这依山傍水风光优美的陕北公学度过了他“人生的开始”的一百天。毕业后先在武汉，后调到新四军四支队，任手枪团政治教员、教导大队政委。四支队在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司令是高敬亭（后被错杀）。江岚同志撰写了《让历史讲话——忆新四军四支队》，记述了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1975年毛泽东批示军委给高敬亭平反的史实。我读了江岚同志的文章，才了解我们党历史上这桩冤案的来龙去脉。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出版，江岚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为杂志的创办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初创时期，编辑部主要由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的离休老同志组成。江部长在浙东纵队的两位老部下来南京时，他要求他们找我约稿，从此，我与《大江南北》结下不解之缘，二十多年一直保持联系。
我离休后去上海，多次到淮海中路江部长寓所拜望。他的居室异常简朴，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部18寸电视机，空空荡荡，且不说一位市级领导干部，就是上海一般居民，这样的陈设也很少见。有一次遇到郭化若中将来访，他在这居室接待。江部长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和老伴去探视。他戴了一个老式助听器与我们交谈。助听器早已从模拟发展为数码，一般都是耳道式、耳内式或耳背式，而江部长戴的却是盒式，像一个小收音机，放在上衣口袋里，一根长长的导线连接耳塞。他侃侃而谈，针砭时弊，亲切叙旧，谈了个把小时。我们怕他太累告辞，想不到这竟是和江部长最后一次见面。他那和善谦逊以诚相待的形象，始终留在记忆中，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