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艰难的岁月里

1945年11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后，留下一支地方部队和一部分干部，组成新四军浙西留守处。这支队伍在留守处主任兼工委书记杜大公、副主任兼副书记何坚白的带领下，从宜兴西南的张渚镇出发，奔向浙西天目山一带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张伏年任留守处警卫大队副大队长，再度随军南下，历尽艰险。
　　杨山坞孤身突围
　　浙西留守处的队伍经桥下镇，翻过江、浙、皖交界处的煤山，到达了浙西长兴县的泗安镇。他们决定在泗安休息一天，晚上再向安吉行进。当晚，队伍急行军六十多里，到达安吉境内，忽闻四周狗吠声声，人声嘈杂。经侦察得知，原来国民党部队抢先到达这里。留守处的队伍很难穿插过去。于是，留守处领导决定，立即回头，于拂晓前赶回了泗安。
　　回到泗安，当天，部队抓紧时间休息，以待天黑后再度向安吉进发。傍晚时分，哨兵来报，有大股国民党军向我驻地袭来。说时迟，那时快，没等大伙丢下饭碗，国民党军便冲了过来。100多名战士在警卫大队长指挥下与敌浴血奋战，掩护干部队往山丘的树林里撤退。
　　下半夜，不明情况的国民党军不敢贸然再犯。留守处队伍重新汇合在一起。在清点人数时，发觉有2名战士牺牲、5名战士受伤。针对这一情况，留守处领导研究后认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兵，硬闯是不行的。于是，决定改道，绕过安吉向天目山进军。天亮后，他们按新的路线行军。尽管如此，工作队还是被敌军盯上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军在山脚下围堵，还出动了多辆卡车追赶。就这样，边打边走。战士们肚子饿了，就嚼几块山芋干充饥。几天后，队伍到达了莫干山北麓一个名叫杨山坞的山沟小村，就地升火烧饭。趁着空档，留守处干部聚在一起研究穿越莫干山的行军方案。张伏年对这一带的地形较熟悉，就建议部队往东，穿过一片开阔地，进入天目山区。正说之间，突然传来哨兵报警的枪声。紧接着，一股国民党兵从山沟北面冲了过来。张伏年对杜大公说：“杜书记，你们快走，我带人掩护！”说罢，他就冲出房门，拦住一个班的战士，一边向山顶跑，一边向敌人开火。这时，我们的大部队已与敌人交上了火。等到张伏年来到山顶时，姜大队长带的队伍已向东走了约500多米远，又回过头来用三挺轻机枪向这边射来。敌人的轻重机枪也同时向这里射来。双方猛烈的交叉火力，打得张伏年根本抬不起头来。为了不作俘虏，他只好双眼一闭，朝山下一滚，并躲进一个山洞藏身。这时，只听到搜山敌兵越来越近的叫骂声、警犬的吠声，蜷伏在小山洞里的张伏年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把随身带的图章、文件和一支钢笔塞进山洞里，握着枪，准备拼他个鱼死网破！
　　敌兵搜了半天，竟然没有发觉藏身在小山洞里的张伏年。这时，天色黑了，搜山的敌兵终于走了。等到后半夜，张伏年才从山洞里走了出来。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索着，直到拂晓时，他才发觉自己身处一片竹林中。他走出了竹林，在一家农户前遇到了一位大嫂，便向她讨一碗吃的。吃后，他又隐进了一处灌木丛，在那里藏了一天。夜里，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便摸索到老百姓种的山芋地里，想扒几个山芋充饥。然而，山芋早就被收完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看来，此地是不能多呆了。怎么办？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又闪现出杭州坞附近劳岭村的“蒋大娘”，一年多前，他的脚底板被毛竹尖剌伤，曾在蒋家养过伤。张伏年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知道劳岭村离此不算太远，于是便决定到蒋大娘家去暂避一时。
　　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第二天半夜，月光如水，张伏年来到了蒋大娘家那熟悉的小屋前。听着敲门声，蒋大娘问：谁啊！张伏年说：我就是你要给我做鞋子的那个人。蒋大娘听出了他的声音，便开了门，一把将他拉了进去，连声地问：张大队长，你怎么还没有走？张伏年简单地说明了为什么要留下来的情况。当大娘知道了他几天没好好地吃过饭，就赶紧升火烧饭。这时，张伏年心里很清楚，这一带自己曾经公开活动过，很多人认识他，无论如何不能久留，就决定明天就离开，继续去找队伍。蒋大娘说：今天晚上你睡在这里，没有问题的。白天到后山上我们搭的那间小茅屋去躲起来，中饭我会给你送去的。
　　第二天，蒋大娘按时给他送来午饭。这让张伏年感动不已。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按着约定，张伏年出了小茅屋往山下的蒋家走。在快到蒋大娘家时，他突然发现有个生人闯进了门。张伏年赶紧躲进对门蒋大爷平素做木工活的小竹楼，密切地注视动态。这时，他听见那人正在向蒋大爷训话：乡里开了会，说有一部分新四军被打散了，可能会流落到这一带，如果发现了，必须马上报告，我会天天来盯着的！蒋大爷点了点头，应付了过去。那人走后，张伏年才进了门。原来，刚才那人是伪保长。看来，这里也不安全。
　　情况紧急，怎么办？摆在张伏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按原定的目标，向东去天目山区找部队，但这一路上敌人布有重兵，相当危险；万一去不了，就只好回宁波老家，再作打算。
　　见张伏年坚决要走，蒋大娘从灶洞里掏出二百多元法币，交给张伏年，说：这一路上你要用钱的，这点钱，你拿着。张伏年不肯接受，说：留守处给我们干部分了20块银洋，我有钱。但蒋大娘硬是塞给他。
　　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晚上，张伏年告别蒋大娘出了门。这时，蒋大娘又让蒋大爷送他一程，说：只有转过保长家，我才放心。在蒋大爷的护送下，张伏年终于脱离了危险区。临分手时，蒋大爷又摸出300多元法币，塞给了张伏年，说：多一个钱，总是好的！说罢，他转身就走。望着远去的蒋大爷，张伏年想：蒋家老两口非但冒着风险让我藏身，还给我送钱，这不是我个人的情分。我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那是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深厚的鱼水情啊！
　　重回党的怀抱
　　凭着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张伏年以夜行百里的速度奔向天目山区。半夜，他来到九都，这是一个扼东西南北要道的小镇。从一家旅店老板嘴里，张伏年打听到留守处部队已在横畈一带被击溃，昨天还有一部分被俘同志押经这里，看来，找部队是没有希望了。张伏年只好到宁波老家去找母亲，设法弄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主意一拿定，张伏年迈开大步，一路往老家赶。一路上，风餐露宿，屡次遇险，又化险为夷，终于回到老家宁波。
　　望着那熟悉的家门，张伏年百感交集。是啊，从1938年离家至今，戎马倥偬，一眨眼就是七年。如今他已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的一名干部，经历了多次战斗，经受了许多考验，真是感慨良深。
　　当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妈妈时，张伏年的心里涌起辛酸：常年在外给人做帮佣的妈妈居无定所，收入微薄，含辛茹苦。她曾托人到处打听儿子的情况，每每得到的是“不知去处”的回音，这让她忧心如焚。
　　张伏年回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回去找部队的。于是，他哄骗妈妈说：我在苏北做生意。这次是专程回来接妈妈的，但路遇土匪抢劫，好在还藏了十几块银洋，你跟我走吧。久别重逢的妈妈非但不肯，而且还劝儿子说：小日本投降了，应当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了，你留在宁波找个差事谋生，不是更好吗？一个坚决要走，一个苦苦挽留，相持不下。张伏年心里想，当时国共两党已签订“双十协定”，大概不会再打仗了，不如说服母亲，一起到根据地去。经过好几天的商量、权衡，母亲终于同意随儿去了。接着，母子俩乘船到了上海，暂时住在曹家渡忻康里的叔父家。张伏年天天出去打探消息。有一天，他从《立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淮阴一带有新四军活动。张伏年如获至宝，赶紧买了去南通的船票，告别了叔父，带着母亲到达天生港。上了岸，他们就找了家小客栈住下。天亮了，张伏年在和旅客的交谈中，试探地问：哪里可以使用“抗币”，以此来打听我军的确切驻地。有人告诉他：离此不远的三十里铺就流通抗币。张伏年听罢，赶紧雇了一辆独轮车，推着母亲到了三十里铺，找到了乡长，并告诉他：我原来是粟司令的部下，在江南打散后找回来的，并请他帮助和组织上取得联系。
　　这时，做母亲的才知道儿子的真实身份。第二天，在那位乡长的指点下，张伏年又雇了一辆独轮车，推着母亲，经如东去淮安。1945年12月12日，张伏年在淮安找到了华中分局干部科，正巧遇见了当年在淮南整风学习时的熟人尹阿根和金鑫同志。这时，浙西留守处副主任兼工委副书记的何坚白等7人也历经艰辛，一路寻找，回到了淮安。按规定：组织上要对所有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进行审查、甄别。好在这时江南特委书记陈立平带着在苏浙边界打散了的一个营的部队回来了。在他的证明下，张伏年等人才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6年1月，张伏年被分配到淮安清江市第六区，任区委委员。1946年9月底，张伏年奉命参加创办《盐阜日报》，母亲也随他一起工作。盐阜区行政公署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批张伏年的母亲“战士待遇”，生活上与战士一样，享受供给制待遇。张伏年母亲去世前一直与儿子在一起。由于她为人热心，肯帮助别人，被单位里的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张奶奶”。
　　随着形势的发展，张伏年相继担任《苏北日报》、《新华日报》（华中版）编辑。解放后，张伏年一直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他担任过新华社常州支社社长、常州军管会新闻处处长、《常州日报》社长兼总编、《解放日报》编委及特派记者。粉碎“四人帮”后，张伏年调任《文汇报》任副总编。
　　回想当年的革命生涯，张伏年感慨最深的就是一句话：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