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 的 忠诚

本文从国共两位将军说起。

1984年3月27日，军事战略家金一南少将的父亲金如柏去世，终年75岁。金如柏是开国将军。

同年9月，邓小平在京接见一位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时，夸赞陈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陈济棠是当年的广东新军阀，在台湾和海外被视作“反共英雄”。邓小平对陈济棠的评价令舆论一时哗然。

时光倒流80年，在同一片历史的天空下，金如柏和陈济棠一“红”一“白”，本是死敌。金如柏所在的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陈济棠麾下的粤军作为蒋介石的一粒棋子实施对中央红军的拦截任务。蒋介石连设四道封锁线，前三道，与红军暗中达成协议的陈济棠关照手下人“不受袭击，不准出击”，为红军留出前进通道。

直接参与协议的人，数十年间均守口如瓶。1982年，这一秘密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何长工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中被首次披露，真相才大白天下，真相连通了邓小平夸赞陈济棠的另一层深意。

而此时，金如柏却再也无法看到自己所亲历的这一历史细节。他的儿子金一南，将今天这一代人有缘看到的更多历史细节，一一呈现在《苦难辉煌》《心胜》等著作中。

在伟人毛泽东眼里，陈济棠所为不仅是历史偶然更是历史必然。红军之所以剿不灭、封不死、绝处逢生、浴血涅槃，不取决于出了个让路的陈济棠，而是几股白色政权角力而生的罅隙自动为红色种子提供了生存之基，中国共产党对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并深耕细作终令这粒种子长成大树，拓成森林。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性和自觉，1930年，毛泽东在“南瓜、红米、几杆枪”的井冈山上，发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1938年，毛泽东又在蒋介石不敢对日本正式宣战、担心军火只能支持6个月的情况下，发出《论持久战》的檄文。

这种底气，金一南将军认为是“心胜”，即首先在心中战胜对手，它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继2013年7月推出《心胜》之后，他又在今年再推《心胜Ⅱ》。

在《心胜Ⅱ》“唯有真人能自觉”的章节中，金一南认为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当队伍丢了魂的时候，他们就是队伍之魂”。金一南又在“生命的本色”章节中缅怀父亲，指出父亲那代人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父亲的“幸运”，是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飙突进时代，“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父亲成为参与创造历史的奴隶中的一人”。金一南写给自己的章节是“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他并未说自己“幸运”，但他说：“时间给予我们最严峻的磨练，也给予我们最高的奖赏。”

当红色历史在眼前铺陈，当红色基因在血脉中流淌，当“做真人”的红色家风在胸中激荡，当红色情怀在著述中或讲台上喷薄，当红色课堂开赴高原、海岛、边防、岗哨，当红色传统像种子一样撒进你我心田，这不正是金一南的使命和幸运么？我们随着他看到父辈在苦难中酿成的坚忍、激情、光辉，到历史中“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进而化成当下依然需要的精神力量，这不也是我们的幸运么？

伟人的智慧和勇气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历史细节，陈济棠为什么要给红军让路？

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红军和蒋军，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在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意欲将红军压入粤境，使红军腹背受敌，同时又削弱粤军，可谓一石二鸟。瞧出端倪的陈济棠采用了两面做法，一面假意配合蒋军拦截红军，一面暗中与红军建立通信联系。1934年7月，陈济棠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

陈济棠“让路”之后，便是白崇禧“让路”，前者尚与红军有秘密协议，后者则纯属白崇禧对个人利益的精心谋划。1934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湘江给红军设下第四道封锁线，广西军阀白崇禧部队由南向北，湖南军阀何键部队由北向南，形成夹击之势。坐等捷报的蒋介石哪里料到，白崇禧竟以平复广西为借口，擅将南北战线调整为东西战线，为红军渡江留出一道60至80公里宽的大口子。

白崇禧为什么这么做？金一南援引了后来解密的桂系资料，里头有一段白崇禧在广西高级军事会议上的讲话：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我如果把红军完全堵住，朱毛过不了湘江，必然掉头南下进入我广西，老蒋的中央军就要跟进广西，在解决朱毛的同时，把我广西也解决了，不如留着朱毛，我们战略回旋余地还大些。

关于白色政权之间的算计和争斗，毛泽东早在1928年的井冈山上就完成了俯瞰。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第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关键命题。金一南说：“请注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到党的领导，没有提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分析中国国情，他找到的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规律。”陈济棠“让路”、白崇禧“让路”，直至后来的西安事变，正是这条特殊规律的一次又一次佐证。毛泽东的先知先觉与蒋介石的后知后觉，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毛泽东不是神。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自己讲：“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提到的四次败仗中，有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正如陈毅的一句评价：“毛泽东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二过’。”伟人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及时纠正的人。土城失利后，毛泽东立即把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在古蔺、叙永一带受阻后又采纳彭德怀、杨尚昆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位完整的伟人。”金一南说。但我们今天似乎把追随真理的过程描述得过于欢欣鼓舞。“由胜利走向胜利”，一谈到遵义会议，便常常会用到这句话。“我们掩盖了会议之后的大量艰辛探索，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看得太简单，把领袖的磨难看得太简单。”这是金一南的隐忧。

伴随必胜之信念的，必定是必死之决心。伴随一路号角一路旌旗的，必定是一路硝烟一路牺牲。

父辈的生命色彩

那一双脚板，是踩着一路硝烟一路牺牲走过来的——那是父亲的脚板。

1983年，金如柏将军去世的前一年。病房里，金一南生平第一次给父亲洗脚，那双脚板让他呆住了。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他不明白，父亲这样的干部，进出办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红旗车，脚上怎么这么粗糙？

父亲的回答令金一南心潮难平。“他告诉我，红军长征时期，有一段连草鞋都没得穿，脚板上磨出厚厚一层老茧。行军下来，抬脚一看，厚茧中又嵌进许多沙粒、尖刺。刚开始还往外抠一抠，时间一长也顾不上了。最困难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机枪连，不但要光脚行军，还要扛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爬无路的山。直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二军团的同志才给了草鞋穿。”

对父亲的疑问还远不止那双脚板。这个当年在江西永丰的农家子弟，为什么要离开家乡闹革命？这个在“文革”中含冤的“三反分子”“贺龙分子”，为什么不改对党的忠诚而留下“遗书”——“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个在革命年代和“文革”期间患上多种疾病，医生建议每天顶多工作半天的“老病号”，为什么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像上足发条的机器一样紧张工作？

父亲仿佛成了金一南熟悉的陌生人。金一南感慨：“我对父亲的真正认识，是在他逝去之后。”父亲去世后，金一南第一次回老家。绵绵阴雨中，他呆立在江西永丰金家村一间黑暗潮湿破旧的土坯房里。1930年，红军攻克永丰，父亲毅然从这间屋子走出去，加入了红三军。

金一南常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五次反“围剿”，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他们这些人的命运又会怎样？“他可能终生务农，也可能靠着上过几年私塾，当个小学教员，做个孝子，在家乡给奶奶养老送终。但是有了这一切，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闹革命就没有家”，父亲再也无法守着祖母做孝子。解放后，父亲把祖母接到身边。祖母双目几近失明，难以辨认思念多年的儿子了。数年后的1972年，亲人难以相认的一幕竟再次发生——金一南随家人去探望“文革”中被关5年的父亲，父亲指着金一南兄弟问母亲：“那两个是谁？”那5年，金一南从15岁长到20岁，弟弟从13岁长到18岁。

但即便是经历这样的人生至痛，金如柏对党和军队的感情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忠诚。这样的忠诚，被金一南描述为“一真到底，贯穿始终，无二心，无异志，打掉牙齿和血吞，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是一种在极致状态下诞生的极致品格，类似石墨在高温高压下变成金刚石”。

金一南一直记得1979年随父亲南下考察的情景，一路上，父亲反复念叨“漳州、漳州”，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漳州到了，父亲不顾舟车劳顿，一下车就去找一个广场。在一处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他停了下来，眼睛里晶莹闪亮：“就是这个地方!变样了，都变样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讲话。47年过去，父亲百感交集，站在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摸摸领章，正正军帽，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胸膛。“在这个地方留个影。”他叮嘱道：“一定要照好。”

军旅作家朱苏进在为《开国将军轶事》一书作序时，曾诠释过这种不折不扣的忠诚：“那个时代的所有将军们，差不多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是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出于对军人职业的嗜爱、不是为了出仕为将才慨然从戎的。这就使他们的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置死地而后生的彻底性。”

今天幸福起来、安逸起来的我们，能够理解父辈这种感情吗？我们是否仍然赞同他们不折不扣的奉献和至死不渝的忠贞？金一南自问自答：“我们可以嘲笑他们的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现代、不开放、不懂得追求个人幸福和安逸，却无法嘲笑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的热血和牺牲，他们在奋斗中表现出的那种超越个人生死的大无畏。”

分外灿烂的星空

父亲的战场在戎马倥偬的最前线；儿子的战场在血性喷薄的著述中或课堂上。

金一南说过两个“一辈子”：当兵不一定能当一辈子，对这个党、这支军队要认识一辈子。这样的认识最初被一个个问号牵引——党和领袖真有这么伟大吗？他们当年闹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文革”中，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金一南成了“黑帮子女”，初中毕业被分到一家街道小厂烧制装阿司匹林的小药瓶。在经历种种不如意和看到许多阴暗面之后，他带着一个个问号翻开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28年后却能夺取政权；南昌起义时只剩800名军人，22年后却能解放全中国，绝非天意，只能是民心!在迷乱的“文革”时期叩问民心，金一南一方面看到了党深厚的群众根基，同时内心中有一种希望，又有一种确信——党有自我纠偏能力。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让很多人的命运出现转机。次年，金一南如愿参军。入伍第一年，金一南表现突出，领导决定给他提前提干。金一南写信给父母报喜，父亲在回信中异常干脆：“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很快，父亲的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次是自我检讨：“让你回基层，从主观上看我也犯了错误，只想到让自己儿子经受锻炼，没有考虑到你首先是组织的人。”金一南感慨：“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就连后悔，都不是对不住孩子，而是对不住组织。”父亲1984年去世时，金一南还只是个营职干部。从营职到团职到师职，他都是勉强赶上“末班车”。如今，他完全理解了父亲：“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心里只有党，绝不会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父亲那代人是无法复制的。”

父亲的骨灰，今天静静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他虽然已经无法知道自己经历历史的更多细节，也无法知道他的儿子在他走后为他描摹的生命色彩，还无法知道这个并没有受过他庇荫的儿子在200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把“做真人”家风传给了儿子，儿子又将一个又一个真人写进《苦难辉煌》《心胜》《浴血荣光》《魂兮归来》……

金一南的父亲和千千万万逝去的战友，已经走进史册——那一片分外灿烂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