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西安事变

2016年12月，是西安事变发生80周年，作为震惊世界并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安事变，最后能够得以和平解决，离不开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以其非凡的胆略、高超的智慧、过人的能力在其间所发挥的特殊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中，把握大局斡旋各方，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战抗日要求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主张，以兵谏方式而勇敢发动的。事变后即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事变刚一发生，张学良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当天深夜，经过紧急商议后，毛泽东、周恩来便迅速复电张学良，表示将派周恩来赴西安，以共同协商大计。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突发的西安事变。在会上，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共产党人应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

12月17日，周恩来在延安机场乘坐张学良专机前往西安。他一边倾听着随机而来的在张学良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鼎的汇报，一边思索着即将展开工作的方略。当晚到达后，周恩来即往见张学良。张学良、杨虎城虽然发动事变，但对之后行动却无明确计划和统一认识。面对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所下的“讨伐令”，以及东北军、17路军内部对处置蒋介石的严重分歧，他们满怀对周恩来的期盼，张学良说： 周先生来了，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长谈至深夜。张学良坦诚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虽然扣留了蒋介石，但他的实力还在，另外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国军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也日渐增长，因此，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

接着，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的命运；二是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因此，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第一个前途，只要能说服蒋答应停战抗日，就释放他回去，并且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这有利于实行全面抗战。

周恩来给中央发电报，及时报告了他到西安后所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并说对蒋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同意这个对蒋策略，并于18日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就在与张学良会谈的第二天，周恩来即时拜会了杨虎城。杨的情况和张学良有所不同，他和中共有长期的友好关系。周代表中央向杨表达问候，接着说明昨夜同张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甚感惊奇，原以为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两党有着血海深仇，现有此机会，主张审蒋、杀蒋是自然的，未想到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却政党私怨而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真是钦佩。但他深知蒋的本性和作为，担心蒋是否将来可能抗日，是否会报复发动西安事变的人。

周恩来很理解杨虎城的这种顾虑，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共产党人又何尝不知？但他还是诚恳地对杨分析国内外情势，说明蒋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其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本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

杨虎城听了周恩来推心置腹的一番话后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当天，周恩来再次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明南京亲日派的内战行动、蒋介石态度由强硬向缓和的转变，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动向等内外情势。中央接电后，于19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20日，共产国际关于在停战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来电也到了（之前因密码差错翻译不出而重发），所示与之前中共的方针一致。毛泽东当晚即将电文转告周恩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既定，周恩来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因为当时不但在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缺乏思想准备，在东北军、17路军除张杨外的其他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亦有不少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这时，周恩来耐心、恳切地做西安地区党内外各方面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阐释利害轻重，消除种种误会。
12月20日，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张学良告诉宋，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三方已商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只要蒋介石同意八项主张将予以释放。可是，当宋知道周恩来在西安的时候，竟十分紧张起来，忙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获知后转告宋说，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知道周的意见后很高兴，心中那颗悬石终于落地。
经过一番努力，12月23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宋子文代表蒋方出席，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共及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主张，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而中共和红军则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表示个人同意，这个意见将转达给蒋介石。

24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与张、杨、周再谈。二宋对谈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明确承诺。蒋介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六项主张，周恩来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蒋介石。为冲淡尴尬气氛，周恩来主动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但还端着当年黄埔军校校长的架子对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接着，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二宋及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3）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25日下午，在宋子文表示他愿负全责去进行双方达成的各项条件下，张学良怕情况有变，遂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及二宋等密往机场，也未告诉虽同意放蒋，但不同意匆忙放蒋并反对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到机场欲阻止张学良送蒋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至此，西安事变以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为条件，基本上得以和平解决。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既及时地将他了解到的各方情况，以及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建议汇报中央，供中央参考决策；同时，还根据中央决策，同张杨两将军一道，逼蒋同意停战抗日主张。在这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特殊作用。

西安事变后，身处险境沉着应对，力保来之不易的和平解决成果
　　西安事变以蒋介石对停战抗战的承诺及被释放而告一阶段，但如何使蒋介石的承诺兑现，使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维护，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捍卫来之不易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并使中国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就成为周恩来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果然，被认为不会感恩的蒋介石于25日仓促离开西安后，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曾被担保不会有事的张学良一到南京，即被软禁起来，随后于31日被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并判刑十年，几天后又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1937年1月初，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又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同时调集重兵向西安推进，企图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以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领衔于1月5日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挑起内战的阴谋。另外，周恩来还在报中央批准后，电调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地区，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抵御南京方面军队的行动。

形势纵然险恶，周恩来殚精竭虑地作了最大努力。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红军参战或不参战，取决于中央军是否进逼西安方面军队；11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蒋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这样，“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他正告：如果有人硬要“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果真如此，那就只能为日寇及亲日分子所称快，而为全国同胞所反对。

经过一番努力，1月30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商谈，决定采取南京方面提出的比较有利于西安方面的善后甲方案,该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17路军西撤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回返陕北。但思想比较激进甚至有些偏激的东北军少壮派却在此前后活跃起来。早在1月27日晚间，就有少壮派2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坚持要求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曾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营救张学良的可行性策略，分析当前西安与南京方面对立的军事态势，权衡对待南京方面所提善后几种方案的利弊。

1月29日，东北军曾在渭南召开团以上军官40余人开会，决议主战。但在1月31日晚间召开的有王以哲、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与周恩来5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议上，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决议主和，即接受同南京方面谈妥的方案。周恩来应请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周恩来最为担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不满会议决定的少壮派，竟于2月2日上午 突然闯入王以哲军长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又欲枪杀何柱国军长，因何躲在杨虎城公馆中才避免遇害。

王以哲被害，西安城内充满着恐怖气氛，而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一些恶意挑拨共产党与东北军、17路军关系的造谣者，竟诬称少壮派行动是受共产党指使的等等。

面临危险随时降临的周恩来，所考虑的仍是如何挽救危局，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完全实现，遂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带着李克农等及时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遇害仅个把小时，王仍躺在血泊中，家中已乱成一团。见此情景，周恩来忙安慰家属，并迅速协助搭起灵堂，帮忙料理后事，此举不但使随后赶到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等深受感动，也使一些污蔑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杀害王以哲事件发生的前后几天时间，周恩来处境十分艰难。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大都是共产党的朋友。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分析稍有失误，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和平解决事变的前期成果毁于一旦，使已初现停战抗日的曙光再被乌云遮蔽。由于周恩来所做的巨大努力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挽救了时局几于崩坏的危机，维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

2月8日，中央军1个师和平进入西安，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第二天到达西安。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虽然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后分别被长期囚禁和残忍杀害，至为痛惜，但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爱国举动，已为历史铭记，他们两人已成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奠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周恩来在事变中及其前后的积极工作与努力奋斗，表现出他英勇献身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英雄气概，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卓越才能。他为党、为革命事业，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