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八十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停止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评价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第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经过反复商议，按计划由东北军一部在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第17路军监禁了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余人，控制了西安全城。接着，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完全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普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认为红军疲惫不堪，兵力大减，只要加一把力，便可把红军消灭在西北的黄土高原。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将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调到西北，和杨虎城的西北军（17路军）一起，对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加紧 “围剿”。9月至11月，东北军在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战役中损兵折将，近3 个师的兵力被红军歼灭， 2个师长阵亡，6个团长被俘，2 个师参谋长一死一俘。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同红25军的作战中，早就受到重创，被消灭了3个多旅。红军优待俘虏，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劝告他们掉转枪口去抗日，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这就使东北军、西北军认识到红军是友军，愿意同红军联合抗日。

此时，中共中央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王世英等持其亲笔信见杨虎城，双方在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及联合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协议。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一教堂中长夜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达成一致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恨，其父亲张作霖是在皇姑屯被日本军炸死。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又受到东北军将士高度的爱国热情的强烈感染，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并企图说服蒋介石。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赴西安，胁迫张、杨“剿共”。26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们训话：“国民党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不‘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为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一定要予以制裁。”29日，蒋介石去洛阳，调集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和陇海线的郑州灵宝段，以便随时进攻陕甘地区。张学良赴洛阳“苦谏”无效。

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一是东北军、西北军开赴陕甘前线，进攻红军；二是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种方案，都不能为张、杨所接受。12月7日，张、杨决定再去向蒋“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又遭蒋斥骂。蒋介石拍案而起：“你就是开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计划！”张、杨无奈，只有“兵谏”，逼蒋抗日。恰逢“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万名学生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命令军警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引起群情激愤。学生们步行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怕造成血案，立即驱车拦住学生。向他们表示：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会用事实答复你们！三天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国际方面，日本支持南京政府 “讨伐”张、杨，企图通过挑动扩大内战，进而灭亡中国。17日，日本外相发表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南京政府进攻西安，日本愿予军事援助”。英国和美国为了维持其在华利益，主张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英国《字林西报》表示，“只要南京（指国民党政府）能够充分保持他们的最高权力，不妨在政治上与共产党采取某种联合的形式”，以对付亲日派。苏联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社论和评论，盼望此事早日得到和平解决，但却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国内方面，南京政府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宣布罢免张学良的职务。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极力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营救蒋介石。但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1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大军从河南沿陇海线向西安方向进发，又派飞机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反响不一。山西阎锡山向张学良提议，将蒋介石送到山西；山东韩复榘认为南京的办法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学良是逼不得已；广东余汉谋、湖南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至关重要。张学良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帮助。发动西安事变是张、杨自己商量决定的。事变当晚，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立即复电，拟派周恩来前来商讨大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重大意义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 17日，周恩来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和张学良商谈到深夜。张学良谈了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不同的处置会导致西安事变的不同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力争说服蒋介石，释放他回去，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18日上午，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谈，周恩来向杨虎城表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杨虎城担心蒋介石报复。周恩来做了细致的解释，杨虎城最后表示：“共产党置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致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明确肯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中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援助张学良、杨虎城。

南京方面在获悉张、杨和共产党的和平解决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出宋子文、宋美龄为正式代表，到西安谈判。23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两天谈判，最后达成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三个月抗战发动等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表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乘飞机到洛阳，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到南京后，立即扣留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全国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