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场惊动全世界的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地产巨商出身的百亿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许多中国人关心的事。
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11月14日，习近平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中国向美国新当选总统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中美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关于中美关系，近几年来总有人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是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最终爆发的战争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美国造成挑战，双方有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的崛起是否必然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中美两国是否必然会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从2014年起，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多次会面中，两国元首也共同谈到这一话题。
2014年1月，习近平在答美国《世界邮报》记者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出访美国，在西雅图市出席当地政府和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在之后的访美行程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和在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时，又两次谈到这一陷阱。事实上，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所以习近平主席说：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
其实美国的有识之士也不认为中美两国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分析中美关系时表示，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中美两国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双方的特性，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另外一个是守成的大国。但是看待“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大国之间可能会出现这种冲突和战争，新兴的国家试图要取代守成的大国。“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种背景在现在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中国并没有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的意图。”但如果中美两国出现冲突，就会迫使其他的国家要选边站队，会对世界带来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基辛格表达了其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及希冀。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指出：“当新兴国家挑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之时，触发冲突的不是挑战者，而是主导国，因为后者担心会失去优势地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金泽认为，美国不应该惧怕其他大国的崛起，顺应世界的变化，就会降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国强并非必霸”
在中国崛起的时代，美国产生焦虑乃属正常。由于美国当局以己度人，以过去观未来，以为别的国家也会“国强必霸”，因此调兵遣将，制定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防患于未然。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这一战略的剑锋指向世人自然明白。
“国强必霸”不是中国发展的逻辑，这一点，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说过。就中国的记忆而言，近现代以来的惨痛战争史，让中国人更加珍视和平，也明白发展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追求的“中国梦”和闻名世界的“美国梦”之间，也存在着共通的空间。
美国和西方大国需要理性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一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因是追求“和谐”“和睦”“和而不同”，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努力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始终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侵略、掠夺的“百年耻辱”，使中国人民更加珍惜和平，更加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不可能也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以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选择了符合国情、融入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壮大符合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会逆转，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睦的历史性成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接近。因此，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
中美两国的相互战略认知将决定两国对彼此和对全球战略安全的判断。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从中美关系历史看，美国常常容易误判中国战略意图，这既说明美国的战略逻辑与中国不同，更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读不懂，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美国的战略思维需要建立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
中美需要加强关于全球安全的磋商，需要就此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这种特殊责任不仅意味着中美需要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的双边安全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意味着中美作为全球大国需要密切合作，共同构建“包容、共享、合作”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美国需要认真思考基于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安全体系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更需要思考各式各样的“平衡战略”包括“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对区域安全的危害性。
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70年代就承诺中国决不谋求霸权、即便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这么做的庄严承诺。而“国强必霸”是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与美国近代发展历程相吻合，但绝不是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因此，美国完全不必担心所谓“中国强大必然谋求区域霸权”的预言，更不必担心所谓“中国可能想把美国赶出东亚和南海”的行动。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美关系，一方是更加强大进取、但同时又必须继续专心处理国内各种棘手问题的中国；另一方是经济持续复苏、但总体上仍处在全球影响力下滑惯性中的美国。虽然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其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领导方式，未来将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发挥动员和组织作用，而不是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而言，美国正越来越失去战略意愿和方向，这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第一场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关于什么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强调：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以后，无论是2014年11月11日在中南海习近平与奥巴马“瀛台夜话”，2015年9月22日～25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的白宫对话，还是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与奥巴马会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美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人员往来都创下历史新高。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建立两军互信机制、打击网络犯罪、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动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只要牢牢把握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就一定能够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在访美期间习近平对奥巴马说，中美应该“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中方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
奥巴马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克服分歧和误判，相互信任，携手合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奠定良好基础，是中美必须认真考虑的战略性、全局性的大问题和大视野。今后的中美关系可能将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状态。具体说：一是具备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面属性，两国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即“既斗争又合作”，必要时双方都会作出“让步”。二是竞争所产生的摩擦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尤其表现为涉及全球治理合作、网络和外空安全规则制订、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争夺上，有时会相当直接、激烈，但总体上是可控和可协调的，属于“和平竞争”范畴。三是中美之间的交往方式、关系状态对国际关系具有统领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远影响，成为关注美俄、美欧关系的人们观察、展望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关键坐标。四是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根本对立，而是保持某种“平行”状态，对中国而言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对美国而言是要确保自己继续领导世界的权力不受挑战和削弱。
中美和，则世界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壮大，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安全归根结底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在战略平衡基础上和平相处，以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中美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无论是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双方都有深度合作的意愿和行动。这种全球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双方精心维护，加强中美在联合国、G20等国际机构的磋商与合作。如果出现战略误判，双方就无法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众多挑战。现在双方有许多对话机制，如何在元首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沟通，就各自的战略意图进行坦诚、深入对话，还是需要做出进一步艰苦的努力。
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将上台，美国对外、对华政策将重新定调，而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对华姿态，特朗普在竞选演说中已经表示要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出口补贴等采取措施。那么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两国能否践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共识，延续元首会晤制订的基调和主脉？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