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公唯谨 秋毫必辨

刘瑞龙，江苏南通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45年11月，他任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宵衣旰食，勤政廉洁，享誉一方。

1939年，刘瑞龙奉命随刘少奇从延安回到华中，担任苏皖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1940年7月，又担任淮海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这一年，刘瑞龙刚好30岁。上任伊始，根据地因日伪军“扫荡”侵掠，满目疮痍，各项建设困难重重，刘瑞龙从狠抓根据地财经纪律入手，竭力打造一个群众满意的“最廉洁民主政府”。

刘瑞龙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实行开源节流，严格财经审计，乡以上账目要公布（乡成立审核委员会），接受群众的严格监督；机关要厉行节约，依靠自己的劳动解决问题，不与群众利益相矛盾。为减少经费开支，他领导的淮北行署先后三次精简人员，由320人减至不足50人；其次，杜绝贪污浪费，刘瑞龙要求每个干部涓滴归公，不用一点来路不明的钱，不浪费公家一文钱，他不鼓励吸纸烟，不收别人的馈赠；对群众自愿捐献物资的，请他们去慰劳部队，或兴办小学。他还注意保证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解决基层干部的生活困难等。由此，根据地逐步建立了廉洁奉公、量入为出的新秩序，同时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从严把关开会、特别费支出，从干部着手解决依法行政、廉洁自律等问题，赢得了地方群众的爱戴。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瑞龙奉公唯谨，廉洁自律，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宵衣旰食，呕心沥血。1944年9月，时任盱眙西高庙区委书记的杨寒去行署汇报工作，遇到刘瑞龙，发现他头上横戴着一个银白色、约5厘米宽像是医疗器械的东西，杨寒百思不得其解，悄悄问了秘书才知道原因，原来刘瑞龙长期处在极端频繁的战斗环境中，肩负着繁重的工作重担和高度的工作压力，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以致经常头痛难忍，在医治手段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以头戴铁箍来缓解头痛。这让杨寒的内心深受触动，几十年过去了，刘瑞龙这种忘我工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6年的5月，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为赢得自卫战争做好准备，苏皖边区政府按照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精神，选择了淮安县鹅钱乡进行土改试点。时任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华中分局民运部长的刘瑞龙，隔三差五下乡调研，指导土改工作。一次，他同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去鹅钱乡调研，在刘圩乡遇到了时任石塘区农委主任的高端宝，在路边听取汇报石塘区的农委工作，听到说老百姓看到你们加上警卫一二十人骑着马来去，有点害怕时刘瑞龙当场就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再来就不骑马了。从那以后，分局及边府领导下乡调研就尽量步行了，外出办事需骑马的，路过村庄必须下马牵行。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刘瑞龙先后任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在苏中、涟水、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中，刘瑞龙直接指挥和组织后勤支前工作，其后勤组织工作之复杂、后勤机构之精干以及后勤工作之成效，世所罕见。1997年根据他的日记所出版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曾被张震将军评价为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战时后勤工作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6年秋，新华社华中分社派记者徐熊去苏北前线采访战勤工作，到达华中北线前指后，在一座青砖灰墙的院子里徐熊见到了刚从前线返回的刘瑞龙。他立即让警卫员拿来军用地图，介绍战场形势。刘瑞龙这种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作风给徐熊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徐熊就随着刘瑞龙和他的后勤指挥机关一起行动，机关随时根据战情的发展而不断转移。当时支前按“一兵三工”计算，需要的人力、物力是相当大的，加上战线不固定，战况紧张多变，保证我军作战需要是多方面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刘瑞龙沉着应对，“前方打仗，后方分田”，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援前线。徐熊后来撰文回忆说：“刘瑞龙这位战勤司令实际上是一位‘空军司令’，因为他手下只有一位秘书、两位警卫员、两位副手。”由此可见，刘瑞龙战勤组织机构之精干、高效。

1949年1月10日，经过66天的激战，华野中野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在战役中，就是这位“空军司令”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工作。支前工作面广量大，部队又处于高度运动之中，情况复杂多变，因此刘瑞龙每到一个地方，不管多么劳累，都要以各种形式对驻地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次，徐熊劝刘瑞龙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而刘瑞龙却说：“我们工作处于上层，在高处运筹，成天向下发号施令，其影响常常是很大的。一事不慎，就会使实际工作造成巨大损失；一字有误，会带来下面干部的极大被动。而多做调查研究，虚心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求教，就可以把我们深深植根于实际生活的土壤之中，就可能从群众的呼声与见解中，去理解群众生活中的酸甜苦乐，去探求社会现实生活和战争更深一层的内蕴，去领悟战勤支前工作的关键所在，从而找出发动群众、指导工作的要害。”刘瑞龙就是从调查中得到启发，而重新起草和修改战勤工作文件的。

刘瑞龙抓战勤工作已经很繁杂辛劳了，可他还与秘书一起，编辑了一份以民运工作为主旨的内部刊物，并亲自为这份刊物写稿、审稿、改稿和组稿，他的马袋里装的，除了行装、文件和书籍外，就是为编辑出版这个刊物而用的材料，所以战士们亲切地称之为“马背上的编辑部”。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持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他最认真也是踏实践行的事，是奉公唯谨，秋毫必辨，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他晚年写给子女的《示诸儿》一诗，是他廉洁奉公、一生为民的真情流露：

人生有真评，为民服务多。党导正方向，决议勤切摩。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四化振中华，力争唱凯歌。学习为建设，忘本实可羞。坚持四原则，唾弃瞎自由。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

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等职，1988年5月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