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成
1966年在朱德80寿辰时,朱德与王必成及夫人陈瑛,女儿王苏炎合影
今年2月29日是父亲王必成百年诞辰。由于积劳成疾,1989年3月13日父亲在南京不幸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奉献的祖国和人民。父亲的忠骨被安葬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院内,墓碑上镶嵌着六个大字“王必成将军墓”,这里寄托着茅山人民对“王老虎”的永恒怀念。江渭清、吴仲超、段焕竞伯伯的墓碑紧挨着父亲的墓碑。多年的老战友九泉之下重逢也算是一种告慰。
时间流逝,思念倍增,父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光阴似箭,百年诞辰,父亲的高尚品质永远难忘,父亲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
提到父亲,总给人以“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印象。军旅作家吴东峰所著《开国将军轶事》中写父亲的一篇文章,题目即为《冷面王必成》。然而,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父亲却判若两人,骁勇无比。1939年贺甲战斗后,江南人民即称颂他任团长的新四军1支队2团为“老虎团”,父亲则被誉为“王老虎”,令敌寇闻风丧胆。
父亲是一个工作狂,从不知疲倦,一年之中总有半年以上是在基层部队中度过的。在南京军区工作时,搞大比武、抓郭兴福教学法,发高烧到40摄氏度仍不肯住院;到了昆明军区,一些偏僻的分散在云贵高原的连队几乎跑了个遍,以至于胃穿孔都来不及回昆明开刀。在武汉军区任职一年,尽管多种疾病缠身,他仍有半年多时间下部队视察。在父亲的日程表上,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不是开会、下部队,就是看文件学习。像父亲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近两年时间,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写检查就没有其他事情。每次我们去看望父亲,他那种无所事事的痛苦表情真是难以言表。父亲实在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1969年底当父亲得知军委命他去昆明军区工作后,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们,声音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了他那种能够重新为党工作的激动兴奋之情。父亲甚至没有回南京去收拾一下,也顾不上跟老战友话别,就一个人直接从北京匆匆走马上任去了。
父亲对自己的遭遇选择沉默;对于他崇敬的粟裕大将的遭遇,却坚持己见,捍卫真理。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总长职务。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长期在粟伯伯领导下战斗、工作,两人结下了最真挚、最亲密的革命情谊。四十年代初粟裕司令员率领一、二、三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王必成、陶勇,人称“叶王陶”)驰骋大江南北,屡建功勋。正因为此,他们都被作为重点工作对象,指定发言,揭发粟裕,批判粟裕。父亲在会上是这么说的:“主持会议的同志指示我,要我揭发大阴谋家粟裕。我跟随粟裕作战多年,对他的‘大’和‘谋’深有体会。记得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他就向毛主席建议进行大决战即淮海战役,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清楚。至于‘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有体会,就连主席团对‘阴’的问题也还未接触到。”难怪与会者中有人说:“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粟裕大将夫人楚青阿姨在《慰英灵》一书中说:“粟裕同志蒙冤期间,对他深表同情的人不少,但真正敢于出来仗义执言的只有肖公劲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
父亲戎马一生,两袖清风。他不喝酒,胃穿孔手术后香烟也戒掉了。早餐一小碟花生米,中午、晚上一盘炒青菜或酸辣菜是他的家常便菜。当我们解释“今天过年”,父亲却说“我们家天天过年”。其实平时我们也就三菜一汤啊!刚去昆明工作不久,一次父亲去贵州某部队视察,师部领导请他吃饭,多搞了几个菜,父亲非但没吃,还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以后他不论到哪里,再没有人敢于设宴了。1982年父亲刚搬回南京不久,春节前夕,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每位首长家送一条大青鱼和一盒蛋糕,正好被散步的父亲遇上,问明情况后立即让退回去,并说“要吃自己买”。退居二线后,由于父亲多次脑中风后行动不便活动较少,身体较原来“发福”了。看着父亲那些虽然改大了仍然绷紧的便装,我们劝父亲做几件新衣服,他总是说:“这不是很好吗?”知道了父亲的脾气,我们预先没有告诉他就给他买回了衣料,父亲连说:“我的衣服够穿了,以后你们不要给我买了。”父亲的羊毛衬衫袖口坏了,补了又补也舍不得扔,在给他整理遗物时竟没有一件好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条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毛毯,现珍藏在黄桥战役纪念馆内。这条毛毯是1940年8月我军在拔除长江北岸靖江东北的西来镇据点时的战利品,本来由指挥这场战斗的2纵队9团团长徐绪奎使用。徐团长是父亲多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一起参加长征,又一起从延安来到新四军。但徐团长在1940年9月6日黄桥决战前夕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他的警卫员把这条毛毯交给了父亲。尽管之后毛毯破了多处,父亲只让修补一下,不肯换掉,一直用到去世前夕。这条毛毯寄托着父亲对一起出生入死战友的深情厚谊,也是父亲一贯艰苦朴素作风的一个缩影。
第一次跟父亲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熟悉、了解父亲的人,却无不对他敬佩之极,在他面前显得无拘无束,甚至敢于“顶撞”父亲。范允中叔叔就跟我说过:“人家怕你爸爸,我们不怕,没烟抽就找他要。”父亲关心爱护干部、战士,是有口皆碑的。他去世后,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吊唁时,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流下了深深怀念的泪水。陈丕显叔叔回忆道:“必成同志平时寡言少语,不善言辞,但他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他对你好,是心里对你好,很少溢于言表。”直到吊唁期间,我们才从金山叔叔口中得知,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有“热水瓶”的美誉。父亲刚去昆明军区工作不久,一名战士因患阑尾炎穿孔发展到腹膜炎,有生命危险。因大雪封山,无法下山治疗,父亲听了汇报后立即请示总部,调直升飞机将这名战士送到军区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这名战士脱离了危险。父亲对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关怀备至,每年除夕夜都让所有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会餐,以表达一年来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感激之情,这已成了一条家规。蒋国祥同志战争年代跟随父亲出生入死多年,1988年11月因心肌梗塞在上海不幸去世。父亲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除来电话让我们去他家吊唁慰问外,还特派保卫干事专程来上海悼念。1989年春节回家,父亲还对我们说:“不是蒋国祥,我早就没命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流泪了。”
平时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告诫我们凡事要靠自己,不要特殊化,不要到处伸手;要不计名利,努力工作。我的两个弟弟曾先后在雷锋团当过兵,中越自卫反击战争中,弟妹中就有三个上过前线,两个荣立了三等功;我爱人李金龙也几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每当我们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向他汇报时,他总是说:“不要骄傲。”1960年夏,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时,他正上楼去,立即让我跟他到卫生间把他自己正用着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送给他的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口杯给了我。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他对我最好的褒奖,更是在勉励我努力学好科学技术,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这是他对我的关爱和殷切期望。这口杯伴随着我读完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虽然辗转多个城市,从北到南,最后又回到上海,这只口杯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父亲离开我们也有20多年了,每当回忆起来,内心总是激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忠诚党的事业、胸怀坦荡、刚直不阿、无私无畏、身先士卒、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作为革命后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传承他们的光辉业绩和优良传统,让我们的江山一代一代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