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化战士 永生难忘的战友

2005年夏，作者与杨可扬（右）                         《浙江妇女》四卷五、六期合刊封面

著名版画艺术家杨可扬去世一年多了。当噩耗从上海传来，94岁的我不禁老泪纵横，伤心不已。由于生病住院，我想写篇纪念文章，陆陆续续写了好久，今日总算写成，了却了我的心愿，告慰我的战友。

杨可扬是我国著名版画家（1914年生），是新兴木刻艺术创始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他便投身于鲁迅先生提倡的木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新兴木刻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勇敢地与敌人斗争，到建设新中国发扬光大木刻艺术，到改革开放创办上海版画会，培养了大批青年木刻家。他在同志们心中，在亲人们心中，在浙江遂昌家乡父老们心中，在学生们心中，在社区居民心中，留下了优秀的共产党人形象。

我认识杨可扬是在1941年1月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之后。当时，我为去不了皖南而着急发愁，新四军驻金华联络站负责人林秋若建议我留下来，在地下党领导的公开刊物《浙江妇女》月刊社工作，我只好留下。《浙江妇女》隶属于中国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林的公开身份是保育会秘书兼《浙江妇女》主编，党内职务是党团书记。林秋若请《合作前锋》杂志社的美术编辑杨可扬为《浙江妇女》设计封面及栏目报头、文中插图。抗战时期，不能制铜锌版，主要靠木刻，木刻是最好的宣传抗日的战斗武器，既美化了版面，又一目了然达到宣传效果，受到读者的欢迎。

可是不到一个月，顽固派的黑手伸向金华。那天，正是农历除夕（1月25日），天色阴沉，几个国民党宪兵突然闯进保育会，给林秋若戴上手铐抓走了。我强忍眼泪，想起刚才林对我轻声而又坚定的命令“坚持下去”，顿觉肩上担子沉重。我在保育院请调了徐继跃和张静谷任编辑，使《浙江妇女》得以照常出版。杨可扬继续为《浙江妇女》搞木刻，他几乎有一半工作时间为我们帮忙。我们办刊物，一面要对付国民党省党部图书审查处处长楼子匡的刁难（经常抽掉我们的重要稿件），一面还要背着稿子逃警报编稿。有一天，楼子匡竟公然指责我们：“只宣传抗日，不宣传反共。”我则针锋相对地反问：“我们天天接触日本鬼子，天天逃警报，隔三差五地向后撤退；我们却没有接触共产党，叫我们怎么去反？”他尴尬得哑口无言。

那时正值日寇进犯浙赣铁路沿线，我们已从金华撤退到丽水。当时浙江文化界几乎都集中在丽水，进步力量也渗入到各个文化部门，与反动势力相角逐。我们还利用逃警报到城外，与进步人士聚首商讨国是，相互组稿。我们每天一早就到村子的寺庙里或祠堂里，架起门板就编稿。每人布袋里都装着钢笔、墨水、纸张和稿件，已觉得很重，而杨可扬不但要带颜料、画笔、画稿、图纸，还要带大大小小的木板、木块和锯子、刀具，背着一只重甸甸的前后都装满东西的帆布褡裢袋，好比挑了一副担子，摇摇晃晃慢悠悠地走着。我们看见他远远从田埂上走来，赶快迎上去抢他沉重的褡裢，看有没有下期的封面画和各种插图。最重要也最麻烦的是制作16开的封面画，需要套色，套几种颜色就要刻几块木刻，然后合拢印在同一张16开大的白纸上，形成一张彩色封面画，工艺复杂，时间紧迫，内容又要融政治性、艺术性于一体，画里有画。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他一来立即投入画画。遇到盛夏天气，没有电风扇，他汗流浃背。我们轮流为他打扇子，便于他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相互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大家不再叫他“杨先生”，而是亲切地称他为“阿杨”了。“阿杨”这个昵称，60多年来没有改变。

好景不长，日寇又流窜丽水，我们又只能后撤到偏僻的山城云和、松阳、龙泉、庆元，甚至还到过福建边境的松溪。《浙江妇女》的同事们先后去投亲靠友，最后只剩下我孤家寡人一个，一直随第二保育院行动，长途跋涉深入山区，以后又回到云和小顺镇安顿下来。后来，《浙江妇女》在碧湖出版的《浙江日报》上出周刊，每周一个版，社址仍在离碧湖镇南30华里的小顺镇。我每周都要去碧湖镇组稿、发稿和出报。

云和是山区小县城，这时成为省府和省级机关所在地。日寇不再进犯山区，又不便轰炸，局势暂时稳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色恐怖依然猖狂。原《浙江妇女》编辑张静谷，这时暂住在阿杨工作的《合作前锋》社。1943年10月的一天，张静谷突然被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雁翎找去“谈话”，郭单刀直入地问：“秦秋谷是不是共产党？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进行过什么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小张机智冷静，巧妙地否定后，心里认定：“我们都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他被告知不准离开云和城，要随叫随到。她回去后对阿杨说：“必须尽快通知秋谷，叫她赶快撤离。”阿杨当即自告奋勇，坚决地说：“我去！”

第二天一大早，阿杨穿了一件体面的毛料长衫，拎了一包糕点，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出了城。为避开敌人他不坐长途汽车，而徒步行走。沿途多是小石子路，上坡下坡，曲曲弯弯，如同走进深山老林似的。阿杨连奔带跑，上午10点就到达了小顺镇。我看到阿杨来到，一阵惊喜，连忙倒茶让座。阿杨忽然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这件突发事件。他辛辛苦苦徒步走了30华里山区小路，原来是向我通风报信来的，他让我赶快撤离。我对他和小张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救命之恩，刻骨铭心。

三天之后，我到了上海，到处打听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其襄的下落，他原是生活书店经理，是我的老战友。此时书店已开不下去，改为百货商店，他仍任经理。我在这里等待地下交通来带我去新四军。过了农历年，于1944年4月4日，我到了今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三年曲折、艰辛、危险的地下斗争生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之情，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