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夏征农的谆谆教诲

（一）
       恩师夏征农于10月4日谢世，作为师门弟子的我哀思不尽。

初入师门是在61年前。1947年5月，我从山东福山中学考入由江苏北移至山东海阳县的华中建设大学。开学之日，千余名学生集合在校部驻地磐石店的一片空旷地上席地而坐，校领导坐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校长李亚农宣布开会并讲话后，副校长夏征农用简洁的话语，介绍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学习要求。至此我才知道，我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会后演出揭露国民党官场腐败的话剧《升官图》。

开学后的第一课就是进行形势教育。这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毛主席率党中央机关、军委总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学校抓住这一牵动人心的“热点”，要学员敞开思想谈看法。在热烈讨论的基础上，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由夏征农作这一专题学习的总结。他说，我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今年1月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歼敌5万多人；3月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又歼敌5万多人；5月又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敌军主力七十四师3万多人。说到这里，全体热烈鼓掌欢呼。这场生动的总结报告，深深地鼓舞了我们这些刚踏入革命队伍的年轻人的斗志，使我们坚定地走上革命征途。

学习生活很快地过去了3个月。这时国民党军正疯狂挣扎，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胶东地区。华中建大号召我们学生转到山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继续学习。真是一呼百应，近2000名学生（女生不转军校）都激情报名参加军校学习。

8月下旬，建大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夏征农致欢送词。他赞扬了大家的坚定革命精神，并祝贺成了一名军人，希望学好军事、政治，“我们胜利后再见”！胶东军大来接我们的领导同志在会上致了热烈的欢迎词。会后由建大文艺系演出歌剧《血泪仇》。

8月29日，近2000名学生在军大来人带领下，踏上新征程。

这里，我录一首旧作，以见证这个难忘的起点：

沁园春·忆建大百天学习

麦秀风熏，苦菜花黄，碧水绕峰。看根生磐石，叶荣学府，人影幢幢。南国师尊，北方学子，玉米红粱甘苦同。乐融融，更演《升官图》嗤蒋疽痈。

辽天阔地林中，授剀切真诠静似松。正百天相聚，切磋惠我，战云骤起，枪炮声隆。《血泪仇》深，书生拍案，长啸悲歌发上冲。军旗展，召两千投笔，同日从戎！

我们走后不久，建大校部也即转移，从此与母校失去联系。

（二）

时光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飞快消逝，转眼过了31年。

1978年，我忽然得知夏征农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并荣膺重要任命，我深为老师庆幸。当时，我在海军驻沪部队工作，驻地离复旦大学不远。我即写信给夏老，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我的思念、尊敬和祝贺。几天后，夏老即给我回信，并邀面晤。自此，我常去他家聆教。

1985年，我从部队离休。当时，我55岁，精力充沛，很想发挥余热。我向夏老谈了我的想法。夏老说，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正在筹办一个刊物，待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后，你就来帮忙吧。我说：“我1956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了5年，对文学感兴趣；对新四军历史不熟悉，恐做不好这项工作。”夏老和蔼地说：“文史不分家。你有文学功底，可以把史编写得更好。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统一的典范，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是有《司马迁与史传文学》一章吗？”一席卓见，使我下定了参与办史学刊物的决心。

1985年5月11日，我参加了已获批准公开发行的《大江南北》的第一次编委会，成为编辑部的一名成员。

夏老答应为《大江南北》写发刊词。6月初，他让秘书通知我去取发刊词。夏老把发刊词交给我，让我先看一遍，提提意见。待我看完后，他说：“《大江南北》为什么要在8月15日创刊？就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新四军战斗在大江南北，这是敌人的心脏地区，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四军是抗日战争中的主力部队之一，其历史作用应大书特书。”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研究新四军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让优良的传统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们回忆战争就是要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从而百倍地努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向夏老表示，一定按发刊词的要求，把《大江南北》办好。

夏老莞尔一笑说：“我总的希望是：把《大江南北》办成一本既传播革命传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具有特殊风格的杂志。”

夏老的发刊词为《大江南北》确定了宗旨，指明了方向。后来，我根据夏老发刊词的精神，提出了《大江南北》的编辑方针为：“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

《大江南北》创刊23年来，一直遵循夏老发刊词的要求，奋力开拓前进，影响不断扩大，读者日益增多。2007年春节，我们去夏老家拜年，当谈到《大江南北》的发行量已达11万份时，夏老高兴地鼓起掌来。

（三）

夏老经常阅看《大江南北》，发现问题及时给我们指出。

1988—1989年间，《大江南北》曾就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展开讨论。《皖南事变》是部队作家黎汝清1987年推出的新作。此书一出即引起轰动，褒贬都有。《大江南北》根据读者、作者的要求，开辟了“《皖南事变》纵横谈”专栏，展开讨论。由于小说是纪实性的，真人真事，因此引起许多老同志的不同看法，争论激烈，甚至引起对立情绪。其间，夏老找我谈过两次。他说，“双方的论点我都看了。他们认真思考‘皖南事变’的深层原因和如何运用这个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这个探索是有益的。但再讨论下去也难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制造的惨案，有这个统一的认识就可以了。至于某个人某件事的是是非非，就不必过于纠缠，可以存异。强求一致必然适得其反。你们研究一下，适可而止，再抓些别的题目进行研究。”

我向杂志社的同志传达了夏老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夏老的意见中肯而及时，于是适时停止了这次大讨论。

《大江南北》1988年第1期上刊出了一篇《夏征农脱险记》。作者是一个党史部门的工作者，他是根据皖南山区的传说而创作的。当时我们未呈夏老过目。夏老看到这篇文章后，要我去他家，他说：“这篇文章不妥，有虚构成分。讲史就要讲信史，不能真真假假。文学可以虚构，历史要唯真。”我向他检讨了我工作失职。在我的要求下，夏老口述这段历史，由他夫人方尼整理写成《夏征农皖南脱险纪实》一文，刊登在《大江南北》1988年4期上，以正视听。

此事我一直感到内疚，虽未造成恶劣影响，但也反映了我考虑问题不周，工作作风不细。自此，我引以为戒，对任何人来稿都以唯真求实态度对待之。

2003年1月，夏老百岁华诞。祝寿时，我请求夏老为我题词。不久，夏老要我去拿题词。题词为“有志者事竟成”。他同时还赠送我《夏征农文集》（五卷本）一套。我既激动又惭愧。夏老的题词既是对我在《大江南北》工作的肯定，但更多的是鼓励，希望我在《大江南北》这个园地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我能力有限，一生碌碌，恐负恩师厚望。

接到题词后，我写诗一首《谢夏老赐字、赠书》：

师尊百岁勉门生，有志之人事竟成。烽火杏坛为解惑，春风歇浦勉长征。文经五卷涵明道，武略胸中蕴甲兵。维岳苍松无限碧，飞泉源浩万流清。

哲人已逝，人天两隔，难再承教，但夏老的遗爱和箴言我永记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