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王元化

元化先生走完了88岁的人生之路，离开我们了。

我与元化先生相识于上世纪的1949年。那时我正在“震旦大学”读书，元化应聘前来讲授《文艺学》。他那时年方“而立”，英姿勃发，才华横溢，评析古今，见地独到，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不久，“新文艺出版社”创办了，他被调去任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后受胡风事件的牵连，在文坛消失有20余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初，元化恢复了名誉，出任市委宣传部长等职。这时，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做点事。他住在淮海中路（近吴兴路）。一天，我骑自行车去“艺研所”上班，路经吴兴路时，见一位老者正在进行慢跑锻炼。我看他似曾相识，他看我也似眼熟，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只听他一声宏亮的发问：“你就是兴渠吧！” 我这才认出他就是元化先生。20多年的人生沧桑，真有“乍见翻疑梦”之叹。我们欣然话旧，有说不完的话，惜乎我急于上班，只好和他道别。当我骑上了车，也许他看出我的车技不高，他连连叮嘱我说：“路上可要当心点呀！”这一声使我感觉暖融融的。

过了两天，我就和老伴去看望元化。他的夫人张可正患中风。他们见我们到来，又是让座，又是沏茶，待人热情不减当年。当他问及我的近况，知道我有点失落感，略停片刻，他忽然说：“有一个单位正急需法文人才，‘震旦’出来的人法文水平闻名于世，不知可否一试！”我听了不免有点愧然。不错，我曾就读 “震旦”，读过法文，可是由于我的不努力，那点法文知识早已遗忘殆尽，只能徒呼奈何，始知“书到用时方恨少”了。也许他看出了我的内心世界吧，就调换了话题，跟我谈起了京剧，话题引到了“样板戏”。他说，他对“样板戏”的唱词唱段有点反感，说它是伤害了当时含冤受屈的人们的感情，一听这些唱词，人们恍若又进入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何况“样板”这个词违背了社会发展的理念，有了“样板”，就把艺术这玩意给框住了，停滞不前了，有谁再敢去发展和创新呢？但他对传统艺术情有独钟。他不主张任意改变传统京戏的内涵意蕴。他打个比喻：现在有了电饭煲，但不必将博物馆中的青铜器加以现代化的改造，有了冲锋枪也不必将越王剑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他畅谈京剧的名演员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周信芳、梅兰芳，评点精到，使我大开眼界。学术界说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洵非虚语。

元化还赠我他的大作《向着真实》一书。书中他的题字笔力雄健，自成一体。他曾在上海开了一次书法展，观者如潮，一时被传为美谈。我见他书法如此俊秀，一时欣喜，口出戏言：“我以后出了书，还请您亲笔题字呢。”他随即应曰：“就怕字写不好啊！”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虚，也是对我的鼓励。如今我梦想成真，写了一本《履痕寻踪》，而先生已逝，欲求题字，已不可得。

元化先生有句名言“为学不作媚时语”。他对己严，待人宽，这是他人生中一大亮点。记得，那时我常与著名作家康濯通信，康信的后面常有附言“代向元化同志致候”，我常把信带给元化阅览。他高兴的样子活像个老小孩，坐在沙发上把眼镜移到额角，一边读信，一边连连夸曰：“康濯是位好人……”他还问我：“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说：“他是我在‘文研所’的秘书长呗！” 元化高兴地说：“我在作协开会碰到过他。‘胡风事件’中他说过错话，向我表示歉意。其实对这我毫无印象了。在那种情况下，谁能没说过错话呢！我还在天蟾舞台批过胡风呢！”他是勇于反思的人，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他家搬到衡山路，离我的住所远些了，但我还抽时间去拜访他。他夫人张可的病情有些重了。有时见他手推坐在轮椅车上的夫人在社区林荫道上兜风。患难见真情，他对夫人的关怀十分动人。

上世纪末，安徽作家白榕来上海，要我陪他去拜访王元化先生。我们到了他家，他特地停下手边的文稿与我们畅谈了三个多小时。他对很多现当代的人物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肯定胡适的历史功绩，对胡的晚年生活颇多感慨；他说周作人在抗战时投敌，为人们所不齿，但不应该把他在“五四”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了；不少人大力宣扬张爱玲如何才华出众，作品如何娓娓动人，但却不谈她在上海沦陷时的表现，这都是很偏颇的。他侃侃而谈，毫无倦色。白榕烟瘾很大，在元化谈得劲头很足时，白榕则是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元化先生也不介意，只是最后他把我们送出门外时，才和颜悦色地握着白榕的手，诚挚地说：“我以前也曾烟不离手，后来医生劝我说，吸烟有碍健康，劝我戒掉，我就坚决戒掉了……”他是希望白榕也能少抽烟，不过只说自己，话未点明。白榕是位聪明人，心知肚明，所以他也主动说，我今后也尽量少抽点。元化先生可谓循循善诱者矣！

当年元化先生言犹在耳，然而先生已逝，我又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心甚怆然。真是欲语哽咽，常使生者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