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已过去了整整70年。
近年来，随着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陆续发现。由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与由张伯兴主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先后问世。大量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资料，进一步认定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及其巨大规模，成为击破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有力武器。
一批尘封的埋尸慈善团体被发现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研究南京大屠杀论著中，已被载入史册的慈善团体及其埋尸数字大体为：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埋尸43123具、崇善堂埋尸112266具、中国红＋字会南京分会埋尸22691具、同善堂埋尸7000余具。新发现的埋尸慈善团体有：
1、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支）会。该会正式成立于1941年3月3日，会长刘蓝田，责任副会长赵静仁，副会长董嘉珊，会址设于燕子矶八卦洲乡街道商场内，在未正式挂牌成立前，实际早在1937年南京沦陷前，即已打出红卍字会八卦洲分（支）会的旗号。新发现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该会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将“沿洲江岸，被敌舰机枪射死者184名，沿江两岸浮尸1218具，在江中打捞尸体157具，分别掩埋”。其掩埋尸体总数计为1559具。
2、南京代葬局。该局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地方绅士创办，主要慈善业务为施材、代葬、掩埋、停柩等。1935年主持人为刘友伯；1936年主持人为艾善睿。局址设在保泰街十庙口。南京沦陷后，该局曾自行收埋被惨杀军民尸体，之后掩埋队长夏元芝供职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救济科及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局），其掩埋队亦受雇于伪政权相关机关，继续从事掩埋工作。新发现的夏元芝“辩护状”中提及，“在首都沦陷后，本市军民为敌军惨杀者为数甚众，因之尸体遍地，伤心惨目。被告惄焉忧之，遂即派员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之军民尸体约万余具”。
3、顺安善堂。该堂于清同治年间由绅民筹办，堂址设燕子矶镇，民国以来，先后由缪鲁南、萧石楼主持，慈业内容有送诊、施药、施材、施茶、冬赈等。近年新发现的由周其芳、区长萧石楼两人对该堂所填调查登记表中载有：“迨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用去陆佰元。施材一项，以本年计算，约有柒佰贰拾元。”如按当时行情每具尸体付0.4元计算，600元应收埋1500具尸体。
4、明德慈善堂。该堂于清同治初年（1862年）始设于长沙，民国15年（1926年）设分堂于南京，各省、县设分堂共110余处。1931年起以南京为总堂，堂址设冶山道院13号，后迁至洪武路洪武新村，以赈济、施材、掩埋、施衣、施米、办校为主要慈务，1936年时主持人为张元估，南京沦陷后由陈家伟任董事长兼堂长。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可以证明，该堂于“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
5、众志复善堂。该堂创办于民国7年（1918年）。据最新发现的一份1938年10月该堂致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呈文称：“上年京市事变以后，本堂对于各处抛露尸骸掩埋、义冢培土工作，不遗余力，其施材已告罄。”此件虽未载明收埋尸体数量，但可以确认，众志复善堂是参加收埋尸体的众多慈善团体中的一个。
综上所述，最新发现的当年参加收埋尸体的慈善团体达5家之多，其有据可查的埋尸数字，保守地计算，已达13700余具。
从伪政权档案中找到重要新资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南京大屠杀埋尸研究中，涉及伪政权方面的，仅有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收东郊尸骸、建无主孤魂墓计3000具，伪第一区公所收尸1233具，伪下关区公所收尸3240具。最近，学术界又从日伪统治下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含以后之伪南京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区公所的档案文书中新发现了一批重要历史资料。
1、伪南京市卫生机构的埋尸统计。近年新发现的一份由日本特务机关制作的伪南京市卫生机构掩埋队工作统计表，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到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机构，直接掩埋的尸体数字。该资料表明：在1938年中，经由伪南京卫生机构，共掩埋男尸8966具、女尸146具、孩尸205具、尸骨24具，合计9341具。
2、伪南京市卫生机构修补坟墓的统计。新发现了一批伪南京市卫生机构修补坟墓的日报告、周报告、月报告及年度报告、验收报告。仅以这些断续工作报告为据，已总计修补坟墓1293个，且地点几乎遍及城内各处荒山冢地。另一份资料称：“将城内义冢地带及应修坟墓数目详予调查，计有坟墓二万六千四百余个，次第着手修理。”这遍布全城的26400余个待修坟墓，至少是26400余名（未计算两尸与多尸合葬者）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见证。查南京大屠杀中的集体屠杀，主要集中在下关、城郊的江边、河边，城内乃以零星与分散屠杀为主。26400余座待修坟墓，向我们揭示了这种“零星”与“分散”屠杀，累计起来所构成的惊人规模。
3、伪区公所的埋尸记录。以往已知伪下关区公所和伪第一区公所共埋尸4400余具。近年在此基础上，又发现一批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区公所的埋尸资料。该四区有关埋尸的新资料，其收埋尸体、尸棺虽仅四五十具，但由此可以发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以后，各伪区政府均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对尸体的处理。资料还表明，各伪区政府在本身组织员伕收埋尸体的同时，还请求有关慈善团体，伪警察组织、卫生机构协助工作，从而为求证各支掩埋队的工作量，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
日军官兵日记与证言披露屠杀真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所能提供的日军官兵直接处理尸体的资料，主要依靠日俘太田寿男1954年的供词。太田寿男供称在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间，他与安达少佐曾直接指挥官兵，动用卡车、船只，用焚烧、抛江和掩埋等方式处理了10万具尸体；另外，他还证实其他日军部队处理了5万具尸体。进入21世纪后，日本松冈环女士调查记录了102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的证言，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翻译、公布了大量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与回忆。
1、来自日军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官兵中的大批资料，记录了该部在幕府山下集体屠杀并将万余具尸体予以“清理”的实况。如远藤高明少尉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从下午2时到晚上7时30分，为了清理一万多具尸体，小队出动了25名士兵。”上等兵大寺隆在日记中称：“（12月19日）早上7点30分列队集合去扬子江边清理尸体。到现场一看，我吃了一惊，那儿横七竖八地躺着几百具尸体，因为全被浇上油烧过，所以散发出恶臭。今天师团全部勤杂兵都参与清理尸体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时结束。”
2、来自日军不同部队官兵的资料，证实在屠杀后焚尸灭迹的行为大量存在。例如：第九师团第七联队士兵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屠杀）结束后，往遍地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到火中还有活动的家伙就打死。后面的房子燃起熊熊大火，房顶的瓦片掉了下来，火花四下飞溅。”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士兵上西义雄对采访者松冈环女士说：“我们也确实把尸体浇上油烧了。那是在南京城外小河里烧的，用了中国老百姓来干。往躺在那边尸体上浇上油就直接烧了。烧尸体的事我们干了很多回，数也数不清了……我们烧尸体的理由是，尸体大致一个星期就开始腐烂，肚子会膨胀开来，到时候会发臭。我们也没戴面罩，就那样烧了。尸体本身有油，火烧得很旺。我们是以分队为单位干的。烧掉的数目相当大。”
3、来自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一组资料，揭示了日军在太平门曾大量屠杀中国军民，并将尸体就地掩埋。第十六联队辎重兵山川裕美作证说：“南京太平门的入口处也全是尸体。把尸体从太平门的地方拖到壕沟里，统统扔进去。觉得挺深的。使尸体放成头朝下的样子，分不出头与脚，装得满满的。浅的壕沟也有两三米深。壕沟里尸体满得与外面的道路一样高或者比道路更高。”第二大队士兵西田泰雄称：“（俘虏）已经没有斗志了，坐在壕沟里。尽是男子，尽是士兵。杀了以后再看令人作呕，所以马上将他们埋葬了。”
日军官兵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加害者，从他们笔下和口中记录的暴行实况，具有较大的可信度。这些资料，对于披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众多幸存者证言提供埋尸实况
近年来，社会各方与学术界，更加重视对南京近郊地区幸存者的查访工作。从中又发现了许多新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据汤山镇湖山村村民戴志善叙述：他父亲戴昌奇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后，“家中用大伯的寿材，父亲穿着血衣入殓的”，“先埋在菜地里，第二年清明才正式下葬，（将）父亲埋在中国水泥厂（运原料）的铁路边”；后来又有戴昌继、戴大林、戴大钧等11人，在戴氏宗祠前被杀，“一开始埋在大祠堂前，11人一个坑”，“第二年清明，把坑挖开，各家改葬”；一周后，又有王恒斌等4人在许巷被杀，“这几个人的尸首被抬回来”，分别葬在义冢地及现在村委会门口东边。仅湖山村一地即有64名遇难者的尸体为村民们埋葬。2006年8月，村民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碑上刻着64位遇难者的姓名。
当年躲在汤山黄栗墅附近防空洞里的18名村民，有15名被日军杀死，他们的尸体均为其亲属与村民自行收埋。村民张礼海说：“没过几天，天上下着雪，我二哥将大哥的尸体埋了。另外四五个家中有人的尸体，也由家人给埋葬了。其他一家死绝了，或没有亲人的，就由村上人大家帮忙给埋了。春节过后，大约在2月份，我大哥和其他四五个家中有亲人的死难者尸体，被改用薄皮棺材重新加以收殓。”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宣布，在南京西南部一个叫殷山矶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处新的遇难同胞合葬地。当年曾参加掩埋尸体的赵福友老人说：“我记得这个土堆里埋着100多名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村里有几十个村民参加了埋尸，“掩埋的时候，我们用独轮车推，用箩筐抬，把尸体运到山坳里，前后埋了15天。尸体多，填上土后，山坳里起来了一个大坟头”。
类似上述零星、分散的掩埋被屠杀者，面广量大，遍及南京四周郊区。这部分遇难者的数字，没有列入过任何综合性的统计数字之中。
这是我们观察、估量整个南京大屠杀规模及埋尸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窗口和视角。
上述几个方面新资料的发现，大大加强了原有对南京大屠杀暴行及其巨大规模的论证，从而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更加确凿无疑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新资料的大量发现，是历史的必然。70年来，中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罪证，进行了艰难地搜寻与探索。这一切探求行动，一切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都旨在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以便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大量新发现资料证明，中国人民在南京大屠杀悲剧中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是铁的事实。一切别有用心的谎言，终将为无情的历史事实所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