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新四军老兵的回忆
今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浙东区党委成立70周年，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70周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浙东区党委的诞生之地浙江省余姚县梁弄镇是我的家乡，在这个四明山的小镇上，一个苦孩子从浙东游击队小情报员开始走上了漫漫70年的革命征程。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回想起当年在家乡参加抗日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不禁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1928年我出生在梁弄镇晓岭街，我父亲在我不满周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从那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艰难度日，居住在晓岭街临街的三间小房子里，以卖柴火、大饼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两个哥哥很小就到上海当学徒谋生去了，我只读了三年半书就因家中生活困难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小生意。
我14岁那年，母亲突然病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远离家乡的哥哥杳无音讯，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糊口只好每天沿街叫卖大饼油条。
1942年6月，梁弄还在日伪控制下，百姓生活相当困苦。有个叫汪文元的同乡人从上海回到梁弄，我知道他是我大哥的徒弟，曾在上海的文明书店干活，但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看到我孤苦伶仃，就对我说：“阿寿，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有饭吃、不受欺负、能抗日的地方。”
在他的指引下，我离家到了山区三北游击队的办事处。这个小办事处是秘密的，只有三个人：汪文元（又名朱雯）主任，两个干部。他们看我只有14岁，年纪小，就让我当传递情报的通信员。当时办事处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游击队大部队筹集粮草，需要联络各个秘密点互通情报和信件，也要给周围十几个敌占区的伪乡镇公所递送公文，送达游击队的催军粮的协商和通告、通知的信函。我成了办事处第四名工作人员。
有一次给夹塘镇送催粮公文时，我遇到了麻烦。夹塘镇属于上虞县管辖，镇中有个小山，日本鬼子在山中修建了碉堡和工事，四周圈上铁丝网，镇内外有哨兵把守。年少的我斗争经验少，对如何进入镇中对付敌人盘查还心中无数，但是已在游击队同志帮助教育下，明白为抗日不能惧怕，必须把信送到夹塘镇伪镇公所。那天上午我来到进出镇子的唯一路口，壮着胆子混入人群，紧紧跟在一个老头的后面，站岗的鬼子看我又瘦又小、穿着破旧，没有查问我的“良民证”。我走到镇里打听道路才知道，镇公所在山下鬼子的兵营旁边，那地方是禁止百姓通行的，路上也有伪军的哨兵。了解到镇公所的位置，我就直接冲着镇公所走去。站岗的伪军大声喝住我“不准往前走”，我把信封高高举起，信封上有三北游击队的大红印章。那个伪军看我理直气壮，信封有“镇公所收”字样，红印落款也没看，认为是他们上司来的信，即摆手放行。过了这道关，又见到一个鬼子哨兵，我心里明白要让鬼子抓住了可要被杀头的。鬼子可能见到伪军已盘问过我，对一个又脏又小的信童就没理睬，我假装镇定继续向镇公所院子走去。进了院子不见人影，寻到东房里，有一人低头写字，我把大信封放到他桌子上。看见“三北游击队”几个字，他紧张地叫道“游击队”，立即起身，一看是个没有枪的小孩，才掩住慌张平稳了下来。他哆嗦着拆开信封，看了公文后，让我别走，立刻出去喊人。马上进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身穿绸长衫、头戴礼帽，另外两个黑色短衫、腰间一条绸带、背着手枪，好像是保镖。他们嘀咕着看完信，狐疑地厉声问我：“你从哪里来？是游击队让你送来的吗？”我知道要把我当游击队员抓起来交给鬼子，我必死无疑。我佯装害怕地说：“要饭路上碰到一个人，给我几个铜板让我送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下子他们才放松，盘问送信的要饭孩子也没什么结果，只好放我走了。
我为了执行任务常多日不洗脸，这样更像要饭的小孩。一个人翻山越岭在山林中行走，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很多去敌占区催粮送信和情报联络传递任务。
在我送信一两个月后，新四军主力部队就进入姚江附近，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也成立了。
1943年初，日伪军第10师37团1营占据着梁弄镇，这时的慈姚办事处合并为姚南办事处（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司令部姚南办事处，又改称新四军抗日浙东纵队姚南办事处）。那时我已当了通信班长。
一天，姚南办事处朱之光主任给我布置任务，让我重回到敌占区的梁弄镇晓岭街家里，要以我家为联络站点、以小贩身份做掩护开展情报联络工作。办事处主任朱之光对我说：“你是梁弄本地人，年纪小，家中无亲人，周围没人会注意到你。你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熟悉地形，最合适派你回去。以你家为联络点，派你作为游击队传送情报的联络员。”
我家在梁弄镇晓岭街上比较热闹的集市位置，门口有一口水井，外来的秘密联络人员可以很容易辨认查找到，家门的斜对面就是镇里警察署，也便于观察动静、了解各方面情报。
接受朱主任派给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回到梁弄镇晓岭街的家里。邻居问：“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和平军已来了，外面做事太危险，还是回家做生意好。”当天晚上，我悄悄找到了黄阿范，此人是镇里的流氓，日本人打来了他做过汉奸。游击队做过争取他的工作，这次他看了朱主任的信，或许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以及其他原因，答应给游击队提供敌伪行动情报，定好每天夜里到我家里交“任务”。他传递来的情报条子还蛮多的。
从此，我又恢复了小贩的身份。先找到原来的开大饼油条店的老板，他同意还按原来的方式让我卖完货付款，这样我便以卖大饼油条走街串巷作掩护，侦察了解镇上敌人的部署、传递情报，执行着浙东游击队情报员的任务。
南方初春，雨雪天气很多。我们镇到总办事处有十多里路需要爬山越岭。那时我年纪很小，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黑暗的密林山路上，听到山上野兽时而嚎叫、看到山头“鬼火”闪烁，不免感到恐惧。但是，为了抗日、为了完成游击队传送情报任务，我就不顾一切，翻山疾走在山间小道上，奔向总办事处的驻地。
传递的情报是密封的，按照纪律我不知道其中的内容。后来我才了解到，主要是敌人调动的情况及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等。完成这些任务虽然很艰苦，但是看到对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起了重要作用，我感到是很值得的。
我常常利用卖大饼油条的机会，尽量到离敌人据点近的村民房子那边去叫卖，以便观察得清楚一些。由于经常到据点周边叫卖，与据点伪军的采买上士也混熟了，他要求我每日送几根油条过去，这样我就更容易了解伪军据点情况。从我平日的观察中了解到，镇上敌人有百十余人，分了三个地方做据点，一个连驻扎在村外的狮子山（现在烈士纪念塔那里），一个连驻扎在镇西东明寺、民教馆（现在梁弄中学那里），一个连驻扎在横街黄氏祠堂旁边（现在的汽车站）。每个据点，构建有大碉堡，四周有小地堡还有交通壕，外面设有铁丝网。每个据点有三四十人，四五挺轻机枪，还有掷弹筒。当兵的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兵力不足，自占领梁弄后，很快就修了工事。训练活动都在据点里面，不外出。三个据点好像很少联系，这些情况我都随时报告给办事处。
1943年4月,游击队在攻打梁弄镇的前几天，游击队的一个侦察员要我陪他一道去侦察敌人工事和驻防敌人情况。我凭借着熟悉地形，把他带到了附近山林，藏在丛林中的一个隐蔽点，仔细观看了地形、工事和哨兵的位置等情况。他一面看一面记，尤其对西南面开阔地看得很详细，对东北面居民居住地还画了图。后来我又带他到镇外西南方民教馆的附近，镇西北狮子山敌据点102高地附近观察，侦察员查明敌情，一一作了详细的记录，还绘制了兵力分布、工事构筑、火力配置等详细图。我们又转到镇内里弄，最后我悄悄把他送出镇外。
梁弄收复后，中共浙东区委即迁址梁弄横坎头，这里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1943年6月,我到梁弄横坎头浙东游击队政治部当通信员，跟随大部队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北撤，离开了梁弄。
浙东纵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放浙江一江山岛战斗。我也一直跟随着这支部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始终战斗在最前线。1955年我从20军60师被调到北京，一直在北京的军队总部机关工作，为“两弹一星”等国防建设尽职。
上世纪80年代离休后，我两次回到故乡梁弄镇。离别几十年后，沿着梁弄镇晓岭街的石板路寻找，看见了家门前的那口老井，看见了那快要倒塌的老房子，看见了家乡青山绿水，看见了邻居和小学同学。我站在老房子的门前非常激动，这里是我的家，是我生长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我想起了勤劳善良的父母、想起了艰苦的少年生活、也想起了在这间房子里传递情报的危难时刻……因老家早无亲人，40年前我就几次写信要把我家房子捐献给镇政府，但他们坚决不要、也没占用，使这个曾作为游击队联络点的房子一直留存至今，我很感激。
两次回到家乡，我带着家人去给父母扫墓，去参观离我家不到百米外的浙东游击队司令部旧址，去看韬奋书店，去狮子山“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祭拜革命烈士。在横坎头村原浙东区委旧址建立的“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我看到了战友们的照片和革命文物。当年和我一起走上革命征程的有一百多梁弄人，现在所剩无几，很多同乡人都牺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是幸存者、是幸运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在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区党委成立70周年的时刻，我这个从浙东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兵也送上真诚的祝贺，祝梁弄这块红色的故土更加壮丽秀美，祝四明山的父老乡亲生活富足美满，祝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建设发展得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