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写英豪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曾三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以国民党非法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等区县始，阎锡山、胡宗南部的进攻被八路军粉碎告终。第二次是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又在1941年1月6日，以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九千余人，制造“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6月6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河防大军调至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闪击”延安，因作战计划暴露、慑于我方公开指责和呼吁团结而被迫收兵。三次反共高潮中第二次的形势特别险恶，我新四军被围于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与敌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之外，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重庆《新华日报》上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谈话，被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所扣压，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是对江南死难烈士的哀悼，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下别具一格的新闻报道。因为在被称为“雾都”的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人民群众为当局铺天盖地的造谣诬蔑所欺骗蒙蔽，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有意思的是正在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统一战线，残杀新四军战士和皖南革命人民之际，重庆《新民报》的1月2日至6日版上刊出了记者施白芜的一组“战地通讯”：《在前方过年》、《沦陷区过旧历年》……其中《一个辩证的军事家》一文浓墨重彩地大写一位被称为“陈总指挥”的将军。通讯报道有意把新闻的某些要素模糊化、省略化，不提这个“前线”在哪里？这是个什么部队？没有番号没有驻地。“陈总指挥”又是何人？有姓无名，只说是四川人，曾留学法国，当过重庆报纸的主笔。这篇通讯是这样写的：
　　“傍晚，鞭炮声大作。村口上陈总指挥下马进来，一个微黑、精壮的中年四川人，能吃酒，也健谈，村民中的老头子和青年都一样与他谈得来，一样有‘如坐春风，家人父子’之感。有一个时代将军的气概，也保持着多多少少的中国作风的‘袍哥’口吻。然而儒雅、豪迈、精严、热情。他对我谈留法的笑话，也谈十五年前在重庆（报社）当主笔的趣事。
　　一个镇上的绅士拈须赞叹：陈总指挥真是佛经上说的博大圆通！
　　酒后，一张一张红纸递上来了，老百姓请他写春联、条幅。红烛下，他以一种泼辣的神情，在每张纸上写着他淋漓而流畅的行书。
　　他和他的队伍，在敌人密密的据点之间穿插了三年，没有遭逢着危险，主要的是靠这一群、一群、无数群的老百姓衷心的拥戴、感激和热爱。
　　元旦，他调解了本镇上几乎酿成械斗的一场风波。他以民族大义说服了两方，驱走了为敌人所快意的险恶风云。使双方惭愧、感激，流出了眼泪，他却挟了本《十八家诗钞》上了他那匹高头栗色马，披上黑大氅，拱拱手，别了镇上送别的老百姓和我们，匆匆踏破了残雪走了。”
　　——将军兼诗人，披黑大氅，骑栗色马，陈老总的音容笑貌呼之欲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国民党的党政要人，以至蒋介石本人，不可能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他们捉不住任何把柄，没有理由扣压，只得放行。而在皖南的内战前线，1月6日这天一场血战其实已打响。
　　重庆《新民报》何以会在这一紧急关头发表施白芜的“战地通讯”一组报道的呢？他们并不是事前就知道国民党的阴谋，只是鉴于形势急剧变化，种种迹象说明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倒行逆施，险恶用心日益明显，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局面有破裂的危险，报社同人无不为之忧心忡忡。有哪些反共迹象呢？1940年冬12月起，重庆就不断出现不祥征兆：打着宗教幌子的《盖世报》1940年12月14日就首先出来鼓吹《胜于一》的滥调，宣称：“全国上下只有一个领袖，一个意志，一个纲纪，一个目标，领袖执掌着这惟一的纲纪。凡是破坏纲纪，不接受领袖命令或阳奉阴违的人们，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任何不奉行军令的人，应该枪决，这是纲纪问题，不是团结问题。”12月20日国民党军报《扫荡报》又发出《统一军政，贯彻军令》的社论，叫嚣“如尚有操纵军队把持地盘、或擅移阵地，扩军自利，罔顾法令的人物，虽未必投入敌人怀抱，而其危害国家，减弱抗战力量，（与汉奸）初无二致”。
　　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身处如此险恶环境的民间报——《新民报》，办报方针是“居中偏左”。为表明自己的公正立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谣言攻势，《新民报》只能连续发表施白芜的皖南敌后通讯与之对抗。
　　施白芜是《新民报》南京创刊初期的老编辑，安徽人，与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等老报人都是同乡好友，三十年代初期与金满成同主持《新民报》副刊编务（金满成与陈毅同时赴法勤工俭学，建国初期曾撰写陈毅传记《从诗人到将军》一书，在《大公报》连载）。施白芜是经金满成介绍、乘回沦陷区探亲时访问新四军军部，并访晤陈毅的。陈老总当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热情接待了施白芜，还留他在军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施在军中采访、工作的时间看来正是19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大捷”之后那些日子。
　　施白芜于1941年1月发表上述通讯后的14日又发表《要加紧团结》的评论，反对分裂倒退。但此文送检时，新闻检查官仗恃权力，乱加篡改删节，口气变成了向共产党呼吁团结，令人哭笑不得。三天之后，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逮捕法办”，对副军长项英“严缉归案”。
　　施白芜不久被迫离开报社，去向不明。老朋友们估计他可能又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了。笔者是1944年参加重庆《新民报》工作的，读到他写的文章和通讯报道时，他已不在报社，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令人惋惜，怀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