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成

从1937年2月至9月，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历经艰难曲折，往复谈判，终于在外敌侵略和民族危机面前，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成为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并最终获得胜利的基石。

中共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推动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及多方力量的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从险境中脱身的蒋介石，虽抱恨于未能如愿“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但在国内外紧迫的形势面前，也不得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和平方针。历史的潮流已不容他再在抗日与降日之间继续动摇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召开了开始转变其对内对外错误政策的五届三中全会。

为了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外政策的转变，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率先主动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五项要求，并表示若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共产党愿给以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现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在之前和国民党接触与谈判中，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主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早已主张，有些已得到蒋介石承认了的。在此电文中，中共根据客观实际与可能，改变了以前以平等联合为特点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口号，而以工农政府和红军改名这一较易于为蒋介石所接受的方式，结束过去十年两个政权和两种军队的对立状态，以实现中共赞助蒋介石完成统一，以利抗战的诺言。当然，在实际上仍旧保持共产党对原苏区政权和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此是始终坚持和毫不让步的。此电的发表，使中共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赞成和拥护，使中共在政治上更处于主动地位，同时它也为国民党改变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和必要的外部条件。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有国民党当前待决问题之一，就是“精诚团结之口号，不只应用于全党，而是普及于全国”的表述，这暗示着国共两党可以合作。在全会的闭幕宣言上，对内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在对日关系上，几年来第一次明言：“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之原则”；提出以四条“目前最低限度办法”为基础，可以实行国共合作，尽管它冠以中共要求合作抗日的主张为“输诚受命”聊以自慰，但所提四条实与中共的四项保证在总体上是相当接近的，只不过披上了国民党自大主义的外衣而已。这样，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就在此次全会上确定下来了。

这次全会，对国民党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虽然它的宣言和决议，没有检讨自己过去政策的错误，并有许多含混的语句，但无论如何它表示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开始转变。这一转变固然是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他的逼迫，和中共所作让步的促成等原因造成的，然而这些都是外部条件；这里也应指出的是，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内部因素也发生着重要作用。蒋介石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所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使得他不甘愿和不能完全投向日本，尽管他曾表现出长时间的妥协和动摇。之后，随着日本的步步相逼，并从根本上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时，蒋介石则对此愈来愈表不满。这样，不管他对共产党多么仇恨，在反日这一点上毕竟与主张合作抗日的共产党有了共同之处，这就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错误政策，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成为可能。在这里，逼蒋抗日等外部条件促进了蒋介石内部反日因素的增长，而其内部反日因素的增长，才最后使得蒋介石逐渐改变内外政策，走上合作抗日道路有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的新形势，及时地将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转变为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口号。中共的这一转变，是向全党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和新的斗争任务，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推向前进。

国共双方的艰难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联蒋抗日，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与蒋介石在西安时的约定，从1937年2月至9月，国共双方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五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先后有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有蒋介石、顾祝同、张冲等。

在谈判中，共产党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基础，始终坚持两大原则，即：“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而蒋介石国民党则固执地坚持取消苏区，收编红军，溶化共产党的立场。谈判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则未达成协议。

第一，关于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可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的两种形式。他曾要求中共方面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提和他个人合作。此番谬论遭中共否决后，则又提出由两党选派同等数量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担任主席，并握有最后决定权，如进行顺利，此同盟会可成为两党分子合组之党，这实际上是要束缚共产党和把共产党溶化掉。后经反复协商，共产党方面曾原则同意此“同盟会”形式，但要先确定一个共同纲领，双方在承认此纲领的基础上蒋方有最后决定权，并且该同盟会也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若同盟会违背共同纲领，则任何一方可拒绝之。这就明确否定了蒋的独裁原则，维护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因双方观点实质上相背，故没有就此达成协议。

第二，关于苏区地位问题。中共表示可取消苏维埃政权，改原苏区为特区，但仍为一整体，隶属行政院，受南京政府指导，普选行政人员，由南京政府任命。国民党方面则一再要求将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并要派遣官员。这实际上是要苏区脱离共产党领导，予以分割瓦解并最终达到取消的目的。共产党坚持基本原则不变，后来双方虽互有一些让步，但在主要原则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自7月全面抗战爆发，共产党遂自行组织选举，成立其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蒋介石迫于形势，后来也不再提出派人到边区任职，实际上对边区政府予以默认。

第三，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这是谈判中国共双方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一）编制和人数，共产党方面曾要求编4个军，计12个师，共6万多人。蒋方先只允许编3个师，共3万人。后经多次谈判，共产党方面为顾全合作抗日大局做了让步，最后确定为3个师，计6个旅，共4.5万人。（二）设立指挥领导机构，共产党方面要求在3师之上组成一路军，设立总司令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司令。蒋方坚决不同意设立总部，后勉强同意设立政治机关，来管理联络、指挥军事，但以后又反悔，要三个师直属蒋方军委会行营。在此重大问题上，共产党方面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当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出战，方才同意共产党方面要求。（三）派遣军政人员，共产党方面也是明确要求各级指挥人员均由己方担任，而蒋介石更是强硬坚持要向改编后的军队派遣军政人员，一直到最后还要强行派遣联络参谋。共产党方面原则是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人，不许其所派人员踏入营门一步，这就坚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得蒋介石企图破坏或控制中共军队的阴谋终未得逞。

除以上三个主要问题之外，国共双方就其他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改编长江南北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在改编新四军问题上，双方在谈判中也是争论激烈。期间，蒋介石曾坚持 “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大军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实行“清剿”，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为此，中共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将江西等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但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辖3个师。9月22日，蒋介石也终于公布了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予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谓“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蒋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不应忘记的历史经验

通过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历时大半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建成以国共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总结其中的经验，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共两党虽有长达十年的历史仇怨，但也有双方认可的共同利益，若以民族国家大局为重，是能够合作和共同奋斗的。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面前，国共两党虽都经过各自不同的认知道路，然而仍能或先或后地依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中华祖先古训，通过接触和谈判，终于能够在民族国家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为一致抗日求同存异，国共合作才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最后也才赢得抗战的胜利，赶走欲图灭我中华的日本侵略者，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发展保存了生机。历史证明，国共两党只要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只要真诚地进行沟通和谈判，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二，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尽最大可能消除或减弱分歧，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共两党走上合作抗日之路的重要原则。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与国共双方的谈判中，共产党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充分地体现出灵活性。如果不能坚持原则性，即坚持共产党对边区的领导，坚持对改编后人民军队的领导，那么，保障边区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就会离散、垮台，于艰难困苦中锻炼与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就会丧失人民性，而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就会丧失独立性与先进性，一如蒋介石所愿溶化于无形之中。这无论是对于全面抗战的发动及抗战的坚持，还是对于中华民族在繁荣富强道路上的长期发展，其危害都是致命性的。与此同时，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又必须有适当的灵活性。大敌当前，为了联蒋抗日，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也必须做出不损害核心利益的让步，甚至是重大让步。因此，就有了共产党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四项保证。共产党的让步换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承认，换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所领导的边区政府与人民军队的承认，更重要的是，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使抗战的全面发动与长期坚持才有了现实的可能。尽管以后双方还有些摩擦与冲突，但合作抗战的大局还是保持到了最后。同时，共产党也借此公开地走向全国的政治舞台，并英勇地领导人民奋战在抗日的广阔战场上，并在此战场上使自己和人民力量一步步地发展壮大，从而才取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侵略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