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抗日英雄刘炎去上海治病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别担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1940年3月，刘炎由于长期战斗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短短三四个月内进行了200多次战斗，躺在担架上还指挥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积劳成疾，病倒了。军医处处长崔义田诊断认为可能是胃癌，建议他到上海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但要带着重病人穿过敌伪封锁线。陈毅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吴福海、殷爱秀（即我的父母，父亲原名周金海）。陈毅特意叮嘱殷爱秀回到武进青城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儿子（即我的哥哥）一起护送，这样显得比较真实。吴福海公开身份是戚墅堰机场场长，熟悉铁路，决定就近在戚墅堰机场上火车，夫妻俩约好天亮前在戚墅堰机场的老榆树下碰头。殷爱秀徒步从水西村出发，赶到武进青城的家里，把为刘炎治病的15块银元分开包好放在宝宝的身体两边，连夜赶赴30多里路到戚墅堰机场。

4月8日，吴福海一切准备妥当，等到天一黑就背起刘炎离开水西村，和护送的两位战士悄悄出发了。他们沿途穿过日军据点，一夜疾行，抄近路涉水过池塘，刚一出水，就碰到一队鬼子巡逻兵。吴福海穿着两件上衣、一条裤子，立刻脱了一件上衣往脖子上一挂，俯卧匍匐潜行，越过铁轨，赶在天亮前到达常州戚墅堰机场。铁路路基上都是比拳头还大几倍的坚硬岩石，刘炎的重量压在身上，吴福海无法腾空爬行，接触地面路基的下巴、胸口、肩膀、双肘、腹部、大腿、脚趾，都被石头划出一条条流血的伤口，尤其是手肘部血肉模糊。吴福海咬紧牙关，一声没吭。他们按计划过了池塘，下了铁路后，负责护送的两位战士就要回营队了。吴福海心里明白，自己裤子都磨破了，到上海肯定走不出去。他就叫住其中一位战士，摸黑换穿了裤子，独自背着刘炎在天亮前按计划到达了戚墅堰机场。他将刘炎抱上火车头隐蔽妥当，然后接到妻儿，一起登上火车头隐蔽好，天亮后又伺机进入车厢。考虑到便于撤退，吴福海特意挑选靠门口倚窗的座位。刘炎沿途伏案呕吐，殷爱秀就急忙找开水，可刘炎喝了几口都吐出来了。鬼子走到他们座位前，手指着低头伏案的刘炎问：“这是什么人？”吴福海轻轻按了下刘炎肩膀，暗示刘炎别抬头。他对鬼子说：“我舅舅病了，要去看病。”鬼子一看地上吐了一大摊，又看看殷爱秀怀中的孩子，终于走了。

吴福海护送刘炎到上海虹桥医院检查，化验后医生诊断不是胃癌，经过几次治疗，病情趋于稳定。刘炎仍虚弱但决定回部队。吴福海、殷爱秀带着孩子，和刘炎一起返回溧阳水西村。到戚墅堰下车，吴福海背着刘炎经过一条街口，见到机场的地下交通员，吴福海让他找一匹马。半个时辰后，交通员牵来了一匹黑马，吴福海给了他一块银元，说“老规矩”。交通员会心地点了点头。吴福海将刘炎抱上马，走了一段大路，前面有鬼子设哨卡检查，只得悄悄进入杂草丛生的荒野地。夜色茫茫，不时传来狗吠声，每走一段，下来背一段再上马。前面快到溧阳了，这是最后一个地下联络站，吴福海就在这里交接了马匹。第二天清晨，吴福海背着刘炎终于回到水西村江南指挥部，向陈毅汇报了就诊情况。陈毅关切地招呼着：“小老虎快过来，让我看看，受伤不轻啊！”负责护送的两位战士拿着磨烂的裤子，也心痛地说：“你受伤了，裤子都破得不像样子。”吴福海腼腆地说：“没事的，没事的。”实际上，他上身衣服，尤其是两只手肘部的袖子也全部磨烂了，手肘部血肉模糊。回来换衣服时才看清，浅的伤口已经结痂，深度的伤口还是红红肿肿的。

尽管伤痕累累，但吴福海认为很值得。他为自己能成功护送革命战友，同时也是部队领导去治好病，打心底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