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面前。
父亲黄培勋，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早就过继给广元县一家佃农为嗣。他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5年开始经历了长征，历任通信员、宣传员、班长，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分队长，解放军21兵团55军215师团副参谋长，南海舰队182舰长，海口水警区副司令员，国防部某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父亲戎马一生，打过鬼子，斗过老蒋，经历过上百次激烈战斗，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1955年，父亲荣获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这些珍贵的勋章是父亲的骄傲，也是我们的传家宝。
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红军精神”。几十年来，父亲忠实于党和人民，忠实于国家的国防事业，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从无怨言，他一生服从组织调动和安排，勤勤恳恳，认真做人做事。信念的力量，让一个“红小鬼”走过千山万水，成为革命军队的指挥员，又让一个“旱鸭子”天道酬勤，成为共和国海军第一代舰长，并在国防科研机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在家人面前他从不谈及自己的工作，严守组织和工作纪律。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是在夜里出差。好多年之后，我们才从父亲带回的虎斑贝和珊瑚石，以及叔叔阿姨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慢慢了解到，父亲无数次驾舰到祖国的南海巡航。
父亲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经历过常人难以体会的艰难险阻。他在长征途中三次历险，“长征出征前夕因淋雨雪过多患伤寒病数月，被抬出病房外放到墙角下又活了过来；在过草地时徒涉黄河上游被河水冲走，淹个半死；高原冰雹后露营，人与冰雹冻结成一块，冻个半死”（摘自父亲家史简述）。这些如今只能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场景，恰恰是父亲长征路上的真实写照。他身上有多处枪伤，头骨上还留着终生未能取出的弹片。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他的老战友和母亲时常谈到的点点滴滴，我们才或多或少知道父亲身后“李云龙”一样惊天动地的故事，但从他口中，我们听不到一丁点关于他个人的传奇英雄经历。70岁那年，他在子女的陪同下，历时两个月，沿川、陕、云、贵等省又重走了一回“长征路”。
尊重知识，重视教育，长期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精神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兴趣，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清单里的又一笔财富。
出身贫寒、知识底子薄的父亲深知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一生追求知识，重视学习。无论是在延安抗大，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后改为海军学院），父亲刻苦钻研，以顽强意志完成了初、高中的所有必修数理化课程，之后又完成了海军学院指挥系的所有专业课程，并被海军军事学术研究部聘为学术研究员。父亲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成为一段经典的教育传奇。
从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一直珍藏着一黑一红两个硬皮笔记本。岁月和汗渍已让笔记本的封皮失去了本来的颜色，但笔记本里面的蝇头小字却清晰可见，密密麻麻记录着太多的内容。笔记本里面有成语警句，有徐懋庸的科学人生观，有算数题解，有三角、几何公式，有简谱歌词、曲，还有各个时期战友的离别赠言。父亲的战友们，包括秦基伟司令员的离别赠言，谈的最多的，正是他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
父亲尤为尊重、关心研制“大国重器”的专家和人才。他生前所工作的单位是国防科研机构，高知和专家云集，其中包括从海外归来的在研究所任要职的总工和副总工。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宁可不住首长楼，而将崭新、宽阔的住房留给了两位专家。
恢复高考那年，我参加了全国大学统考，在所报考专业中获天津考区第一名，所有人为我感到高兴。但因家庭社会关系问题，我未被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录取，而被边远省辖的一所院校选中，心中十分委屈，一度想放弃。当时病榻上的父亲简短忠告我：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哪里上学并不重要，主要看自己。第二天一早，带着父亲的嘱托，我登上了远行的火车。
在父亲的遗产中，还有艰苦朴素、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如涓涓细流融入到我们家的日常生活中。
父亲一生廉洁、朴素，虽身为高级干部，却从未借工作和职务之便让家人和朋友得到好处。在四川老家的大伯曾要求父亲为几个侄儿在城市安排工作，父亲从未答应。但每逢节假日，父亲总要和母亲商量给老家寄钱寄物。
父亲的房间摆设，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始终保持着军人良好的生活习惯，按时起居，不挑食，不搞特殊化，并要求家人不得以他的名义谋取私利。在治病期间，他从未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低调简朴伴随着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他主张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并以身作则，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为我们带来了和睦的家庭和健康的家风。
在我们心中，父亲是一座大山，一缕清风，一位良师益友。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能够说的是，传承父业，不忘初心，弘扬长征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终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