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向南发展”的三次战略行动

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问题，是深入研究新四军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谨就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向南发展”的三次战略行动作些粗浅分析。

问题的提出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发展方向，他所说的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还未提出“向南发展”。直到1940年1月19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并转东南局的电报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问题：“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后来的实际情况正如党中央所估计的那样，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以华中为重点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新四军集中力量发展苏北，在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一举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后，1941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今后华中的战略任务给刘少奇、陈毅发了一份电报，其中指出：“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苏南是江南聚焦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由此，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问题真正提上了日程。在其后的5年时间里，新四军着眼全局，把握机遇，组织实施了三次“向南发展”的战略行动，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苏浙皖边新解放区，为夺取华中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淞沪地区南渡杭州湾，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在接到中央军委1941年2月1日的指示后，将“向南发展”的任务交由在苏南东路地区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当时的苏南东路淞沪地区，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主要掌握着3支抗日武装力量，其中1支在浦西，即“淞沪游击第3支队”； 2支在浦东，1支是“淞沪游击第5支队”，另1支则隐蔽在驻守南汇、奉贤的伪13师50团里。谭震林最初的部署是将淞沪3支队与5支队合编为淞沪游击纵队，执行“向南发展”的任务。就在两支抗日武装即将会合时，淞沪3支队在淀山湖畔的谢石关村遭国民党忠救军苏嘉沪挺进纵队袭击，两部会合南下的计划未能实现。

就在此时，中共浦东工委提出了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求发展的计划。1941年春，隐蔽在伪军50团的抗日武装已达到6个连兵力，仅机枪就有13挺，并建立了4个秘密党支部，有党员57人，成为掩护淞沪游击第5支队发展的后方基地。可是，它时刻面临着日伪将其调防的现实危机。为避免日伪调防造成抗日武装力量的损失，中共浦东工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上级党组织同意下，派遣小部队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镇海、余姚、慈溪三县北部）侦察了解敌情，并与国民党江南第三行政区设在三北地区的办事处宗德公署建立了联系，领取了弹药。

1941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宁绍（浙东）战役，杭州湾以南、杭甬铁路以南两侧地区沦为敌占区。党中央敏锐判断这是一个历史机遇，认为新四军在浙东“可以发展广大游击战争”。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电报还强调“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地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

接到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苏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6师进一步加强对“向南发展”工作的领导，将原来的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大为中共路南特委。中共路南特委向谭震林汇报了浦东抗日武装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的打算。谭震林完全赞同他们的计划，并且明确指示南渡武装要继续执行隐蔽发展的政策。此后，从1941年5月到9月，在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领导下，淞沪游击第5支队和隐蔽在伪军50团的抗日武装共900多人，先后分成6批从浦东南渡杭州湾到达三北地区，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本钱”。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根据局势变化，对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斗争作出新部署，先后派谭启龙、何克希率领一批干部到浙东三北地区加强领导。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下辖三北、四明、三东（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4个地委，同时继续领导浦东工委；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三个支队，以及新国民兵团。浙东区党委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坚持三北，迅速发展四明、会稽山区，积极开展沿海一带游击战争的方针，经过半年艰苦的抗日反顽斗争，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坚守了浦东原有抗日阵地。

1943年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正式改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力部队发展到2300余人，地方武装1300余人。它孤悬敌后，独当一面，充分发挥了一个战略单位的作用，是新四军“向南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

巩固茅山老区，向苏浙皖边区推进

苏南茅山地区是新四军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但是，在新四军主力东进北上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这里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在日伪顽夹击之下，苏南新四军被压缩在很小的区域内活动。1941年11月28日，日军出动3000兵力三路合击溧阳塘马村，妄图一举消灭在此整训的新四军第6师第16旅主力和苏南党政机关。第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在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突围后，罗、廖及27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亲赴茅山地区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部队整训，坚决贯彻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广泛开展敌伪军工作与友军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孤立敌人，注意执行隐蔽政策，用一切方法坚持苏南抗日阵地。

1942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1、6两师领导机关合并，归粟裕统一指挥。不久，新四军军部移驻淮南抗日根据地。粟裕决定把原来担负保卫军部任务的第1师第2旅南移苏南，与在茅山地区的新四军第16旅统一整编，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兼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1师2旅的基础是开辟茅山根据地的新四军第1支队老2团，素有“老虎团”之称。1943年3月至9月，日伪相继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茅山、太滆、丹北三地进行残酷的“清乡”；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为防止新四军向南发展，调集13个团、15000兵力对新四军第16旅活动的溧阳、溧水地区进行大“清剿”。16旅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毅然转移到溧武公路以北的南京外围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3年7月至9月，日伪采取突然袭击、多路合围、分兵伏击等战术，疯狂“扫荡”新四军第16旅。16旅英勇抗击敌人进攻，拔除日伪据点，歼敌有生力量，粉碎了日伪消灭或驱逐新四军的企图，顽强坚守了苏南抗日阵地。

形势的变化一改苏南地区的敌顽我三角斗争态势，也给新四军“向南发展”带来了机遇。1943年11月21日，新四军军部作出重要指示：苏南应切实保证对江北的战略联系，有阵地的“向南发展”。将溧武公路以北划为战略联系地区，以小型武装坚持为主，确保与苏中、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将溧武公路以南溧阳、溧水、太滆地区划为中心根据地，以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建立地方武装为主，迅速形成基本阵地；将郎溪、广德以及长兴、宣城等地划为广泛游击区，以建立武装和地方党为主，准备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通联系。

1944年，中共江皖区党委和新四军第16旅坚决贯彻军部关于“有阵地的向南发展”的精神，确定“巩固老区，建设新区，开辟边区”的工作方针，在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攻势。3月中旬，日伪军4000余人对广德、郎溪地区持续进行20多天的大“扫荡”，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并抓住战机痛击敌人。3月29日，第16旅第48团在广德杭村伏击日军，歼灭日伪军70余人，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8月中旬，苏南新四军向驻扎在苏浙交界的宜兴、长兴一带日伪军发起进攻，歼灭伪军4个营，并一度攻入长兴县城，控制了太湖西南岸。一年里，苏南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兵力在1000人至5000人的大“扫荡”1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80多处，毙伤日伪军67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0挺、步马枪4100多支，把苏南根据地向南推进到浙江长兴、安徽郎溪、广德地区，并且各分区也都连成一片。苏南新四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12700余人，民兵发展到24000余人，自卫队发展到14万余人，这就出色完成了“有阵地的向南发展”的战略任务，并为尔后进一步向南发展造就了前进基地。

从苏中南下，向苏浙皖敌后发展

1944年下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美军打到菲律宾，并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为救死计，9月9日攻占温州、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9月27日，在延安的陈毅为党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方向。”11月中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电召第1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到淮南接受任务，研究了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方法。11月26日，党中央针对当时新四军同时实施第4师西进和第1师南下两大计划的情况，再一次电示华中局：“新四军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边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可见向苏浙皖敌后发展是抗战后期中央赋予新四军的重大战略任务。

1944年12月下旬，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参谋长刘先胜即率领第一批部队分两路渡江南进，于1945年1月6日到达浙江长兴与新四军第16旅会师。1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部队。苏浙军区下辖3个纵队，原第16旅为第1纵队，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2纵队，第一批南下部队为第3纵队，地方部队成立2个军分区。1月25日，华中局同意粟裕任中共江南区党委书记，并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指导浙东区党委的工作。4月，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叶飞率第二批部队及地方干部数百人渡江南进，于4月23日到达长兴与苏浙军区主力会合，部队整编为第4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在得知新四军第1师主力南进的情报后，国民党调集66000余兵力，对苏浙皖边区发动进攻。为了完成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在浙西天目山地区先后举行了3次自卫反顽战役，歼敌13000余人，使华中解放区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5年6月下旬，为避免单纯与顽军决战，苏浙军区遵照华中局指示精神，撤离天目山地区，分散到苏南、杭嘉湖、皖南等敌后地区休整，进一步巩固苏南、建设新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浙军区迅速转入战略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挟天目山反顽战役胜利之余威，自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江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