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新四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博古从延安奉命南下，先后担任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长。在南方的3年多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年是博古诞辰110周年。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博古与新四军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参与筹建新四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改编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之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便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重要议题。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博古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会见北伐名将叶挺，提出由他“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答应。当时叶挺脱离中共已10年，新近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中将高级参谋，对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国民党当局求之不得。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没有征得中共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获悉国民政府对叶挺的任命后，即于10月1日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原委，并指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等再次强调：“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在前电所述条件下，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询博古、叶剑英：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还向博古、叶剑英通报：“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博古、叶剑英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向博古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不日即可启程赴延安，他已领得新四军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其之所以至今尚未正式呈报就职，就是想等延安之行有了明确结果后再正式呈报。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的方案。电报提醒南方部队“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从以上电报可见，中共中央对南方部队改编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到10月底，才考虑从南方部队中抽出五分之三编成一个军，还附有重要的前提条件。

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同叶挺商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在延安，叶挺还同项英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国共两党从武装对抗到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在这个战略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都能跟上形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暂时转变，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开始产生非常危险的右倾情绪。1937年9月，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第157师师长黄涛诱骗，集中开进漳浦县城，结果被全部缴械，这就是有名的漳浦事件。湘鄂赣边红军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派去的副司令员、副官主任、军需主任。为此，中共中央特派董必武前去武汉，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向博古、叶剑英等人发出指示，提醒南方各地谈判不得重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并严肃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领导人项英，在1937年9月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时，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曾作过被中央指有错误的演说。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和叶剑英等，明确指出在目前“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致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0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又专门发出指示：“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10月1日，博古向党中央转报了项英通过江西省保安处发给博古的第一个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当天晚上，博古在亲笔起草给项英的回信中，详细介绍了主力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和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八路军等情况，针对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特别以何鸣部队因集中进城被粤军欺骗缴械为例子，给项英交待了党中央指出的“最低限度”之3点指示：“1.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地方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2.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3.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博古亲自选派与项英相识、刚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狱的交通员顾建业，携带此信及有关文件急送项英。博古要顾玉良转告项英，按中央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来南京面谈。10月11日，顾玉良在江西大庚县池江圩与项英会面。
10月20日，项英随顾玉良到达南京，受到博古和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博古向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项英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经过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与国民党的艰苦谈判和反复协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但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让步。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从汉口移至南昌，4月5日进至皖南歙县岩寺，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在新四军筹建过程中，博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完满地完成了肩负的历史使命。

积极贯彻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8年9月至11月，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深刻领会了会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六中全会决定对中央在各地的派出机构作出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与西南局。鉴于中央决定西南局统管包括粤、桂、港、澳、云、贵、川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周恩来、博古、凯丰于1939年1月7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在13名委员中设立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玉章、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根据分工，3名政治局委员中，由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兼组织部长,凯丰兼宣传部长。同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开会，7月因坠马右臂受伤，8月27日飞苏联疗伤，因此从8月27日起至1940年5月31日周恩来返重庆期间，由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工作。

1939年8月，为向军政部交涉增加编制军饷等事宜，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赴重庆。叶挺在南方局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并就新四军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发展方针进行了探讨，对项英在执行中央方针中的犹豫动摇表示担心。10月初，南方局致电延安，提及叶挺对新四军问题的看法：“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并要求中央将他们的意见答复项英：“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同时须多注意发展方式和方法，勿与廖磊增加磨擦（自然不能因避免磨擦而停止发展）；在江南或在江北，应经常有坚决的自卫的准备，如部队遇到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

在重庆，博古、叶剑英等人与叶挺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研究。博古多次听取叶挺的汇报，对孤悬江南、身处面敌背顽困境的新四军军部寄予深切的担心。同年11月7日，由博古牵头，与凯丰、董必武、叶剑英4位南方局委员，加上叶挺共5人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并转项英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他们的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

这个建议比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略早几天，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1月11日，从延安南下华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兴集致电中央书记处，首次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延安在收到南方局和中原局的报告后，于11月19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遗憾的是，偏执的项英没有采纳博古和叶挺等人的正确意见。如果当时能积极执行上述5个部署，把主力和军部及时分批转移到江北，何以有日后的皖南事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