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我参加了苏皖边区建阳县高作区儿童团代表大会，会上我被选为高作区儿童团副团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当年初夏，我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起初每天发烧，十多天后，隔一天发一次高烧，非常痛苦。我父亲请来当地土郎中，给我脚踝部的静脉上扎了一针，放出几滴黑血，没有用；按民间习俗到沟边拔了几棵药草熬汤喝，也没有用；好心人出主意，抓一条蝎子烤焦后磨成粉吃下去，叫做以毒攻毒，仍没用；又有好心老太，叫来巫婆“驱鬼招魂”。可怜我的母亲救子心切，虔诚地按巫婆指点，深夜独自一人跑到一条大河拐弯处长满芦苇的堤岸上焚香求菩萨保佑。
转眼已到盛夏季节，可我毛病却越来越严重。一天，我发高烧时，手脚抽筋，不停惊叫，吓得慈母紧抓我的双手，不停地哭喊着我的名字，不让我“走”。中午时分，我的一位当区长的表哥来看我。看到我痛苦惨状时，他立即按住我的“人中”，叫我母亲拿来凉毛巾，为我擦身，并往我嘴里灌水。不一会，我渐渐苏醒过来。他摇着我的身体说：“快起来，新四军的医疗队来这里休整了，就住在附近的高作镇，我带你去看看。”他边说边把我扶起来。我踉踉跄跄地跟他走在狭窄的稻田埂上。盛夏中午，骄阳似火。走了一会，我便一头栽倒在水沟里，他立即背起我往前走。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简易病床上。我首先嗅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这是我第一次嗅到消毒酒精味。当我微睁眼睛时，看到墙上两幅画像，我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表哥：“这是谁呀？”表哥说：“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睁大眼睛看了几秒钟，又疲惫无力地合上眼皮。一位30岁左右的男医生拿着一个小纸包走过来对我表哥说：“这孩子的疟疾很严重，刚打一针效果很好。这是9粒奎宁丸，回去一日一次，一次一粒，发烧前服，吃完药后就会好的。”我表哥表示感谢。医生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说：“嗯，好多了！”并把我扶下病床，帮我穿上破布鞋，又看看我说：“这孩子挺俊！”我表哥说：“他是儿童团长，若不生病，他是很活跃的。”医生搂了一下我双肩，笑着说：“好孩子，回去按时服药，多喝开水，过几天就会好的。”我本能地给医生鞠了一躬。当我们走到门口，我又本能地回头看看医生和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
按照医生吩咐，我吃完了9粒奎宁丸，果真不再发烧了。过了十多天，尽管体弱无力，但是男孩子有阳刚之气，精神又起来了，急于要去参加儿童团活动，继续去小学学文化。为了感谢新四军医疗队，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母亲就提起自编的柳条篮子，里面放着两只自养的老母鸡和鸡蛋、甜瓜等物品，高兴地快步去找新四军医疗队表示感谢。她很快赶到高作镇，一打听，医疗队已于前天一大早就开赴前线打仗去了。她扫兴地慢慢走回家，坐在门槛上发愣……当天晚上，当东方升起了明亮的圆月时，她又提起篮子，来到上次来过的大河拐弯处的河堤岸上，放下篮子，合手跪拜。可这次她不是祈求神仙保佑，而是向苍天表达，感谢人民子弟兵救了自己儿子的命，祝愿新四军在前线打胜仗。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药品奇缺，在伤病员用药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部队却拿出9粒奎宁丸来救一个民间小少年，这是多么伟大的军民鱼水情啊！从此，在我的内心深处种下了对人民军队的感恩种子。
当年中秋，经乡政府推荐，区政府批准，我被送进了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建阳县“秉文干校少干班”学习，开始了我革命人生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