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颜伏是1931年下半年从成都到北平上学时相识的。
1930年我在成都上大学。我就读的西南大学，学生中以共产党员为主；颜伏就读的民立大学，以社会民主党为主，校长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发起人孙卓章。当年，四川军阀很多，斗争激烈复杂，工运、农运、学运等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我是西南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多次耳闻民立大学有位叫颜伏的同学，在游行示威中总是担任领队或纠察，带领同学高呼口号，和警察辩论，积极勇敢，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1931年下半年到北平后，我们都进了北平民国大学。我们既是同学也是同乡，接触的机会日益增多，由于共同追求思想进步，很快我们就成为知心朋友。
1932年，我和颜伏先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我们被编在宣武区小组，以四川会馆为活动中心，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在5月的一次示威游行中，我被捕关了一个来月，因为没有证据，就被放出来了。颜伏1932年8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5月加入共产党，曾任北平市西南区组织委员、北平市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部长、北平市南区反帝大同盟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领导北平和通县各中学开展斗争，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发展组织。颜伏完全放弃了学业，将全部精力投入爱国学生运动的斗争中，游行示威时他担任领队冲在最前线，同警察特务进行斗争。他1933年和1935年先后在北平、四川三次被捕。在敌人监狱中，他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不怕牺牲，后被营救出来。
出狱后，颜伏与党的组织暂时失去联系。1936年初，他在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并调北平市读书会任负责人。读书会的任务是，在北平的学生、工人、农民和市民中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动员爱国青年上前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进行斗争。年末，北平市委决定指派颜伏率领200多名青年学生到西安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敦促官兵坚决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市委书记安子文专门与他详细研究行动计划，交接带往西安的各种文件、个人党团组织关系，与张学良部派来的联络人余泽关会面正式接上关系。一切准备就绪，决定12月12日出发，因“西安事变”发生，从而改变了行动方案，颜伏将200多名学生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前往西安。最终，少数同学通过封锁到达西安，大部分同学则在山西侯马受阻，不得不返回北平待命。
次年初，北平市委决定由颜伏组织动员一批政治可靠、具有高中文化水平、思想进步的学生到山西太原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军政训练班学习受训。牺盟会军政训练班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国民党山西省政府合作开办，阎锡山任会长，由薄一波主持领导并全面负责，是国共统一战线的产物，为全国培养和输送抗日干部。我协助颜伏完成了人员报名、考试、录取后面试、集合编队上火车等大量的工作。我们到达太原时，牺盟会军政训练班派车前来车站迎接，到军政训练班后和清华大学寒假参加军训的同学男女混编组成12连，连长是廖鲁言。此时，我的组织关系已转至牺盟会军政训练班，我和颜伏已经从同学、同乡、朋友的关系发展为党内同志的亲密关系，他在12连已成为同学们的核心，但不多出头露面，对外活动和讲话都是我出面，为他出主意。牺盟会军政训练班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抗日干部，12连在军政训练班名气很大，出了不少人才和优秀干部，颜伏是有功之臣。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颜伏离开太原军政训练班，保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太原沦陷后我被分配到山西新军决死队工作，1939年初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以后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岗位。颜伏同志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颜伏从一名热血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时常想起我们在白区恐怖环境下一起战斗的日子，深深地怀念赤胆忠心老战友颜伏同志。
（作者为中宣部原副部长，2006年11月去世） （编辑 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