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跟党走

他，少立宏志，一生勤勉，终成一代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他，一生追求进步，为革命传递情报，进行革命宣传；他，以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曾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他，遵从嘱托，成为民主斗士；他，因意外失去组织关系，一生追寻党，为党的事业笃心工作，无怨无悔……他就是一生追随信仰、践行“科学救国”理念的谢立惠。

1907年4月，教师出身的父亲为家里的第一个男丁取名“立惠”，希望他未来能够“修身立业，惠敏聪捷”。

谢立惠的三伯父谢叔骞、二舅父卢仲农等多位家族成员，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中国遭受列强欺辱的残酷现实，对谢立惠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心中暗自许下宏愿：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14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师附中，20岁时被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录取。

大学期间，谢立惠不仅在学业上是个学霸，还是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8年7月，杨浪明、郑集等几名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中央大学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华自然科学社”，谢立惠积极参与活动，并担任该社的第二任社长，开展卓有成效的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等工作。

谢立惠还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大地社”，结识了不少爱国青年。“大地社”成员间相互传阅革命书籍，砥砺品质。在顾衡、汪楚宝等人帮助下，谢立惠逐渐认识到，科学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穷困落后的问题。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步步加深，谢立惠和许多青年爱国学生一样，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侵略，抗议政府的腐败无能。

1928年5月，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山东济南血腥屠杀一万多名华夏同胞，炮制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仅满足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还压制国内反日运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爱国学生忍无可忍，发起大规模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进行罢课、游行。谢立惠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群众中发表演讲。

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领土的肆意践踏，抗日浪潮再一次席卷全国。谢立惠等“大地社”成员高呼“打倒卖国政府！”“还我国土！”等口号，砸烂了掩盖真相的报馆，还到国民政府门前游行示威。当局逮捕了许多示威学生，并勒令学生立即回校复课。谢立惠悲愤地对学生们说：“日寇要灭亡我们，而政府却不抵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送，我国正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要做亡国奴，要觉醒！”谢立惠的言行为当局所不容，1932年初，校方拒绝聘任已毕业的谢立惠，他不得不离开南京。

1932年1月，谢立惠应校友叶伟珍、王气钟之邀，到合肥第六女子中学任教。在合肥，谢立惠惊喜地见到了找上门来的顾衡，顾衡坦率地告诉谢立惠，他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安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想在合肥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并希望谢立惠能够担此重任。谢立惠当即表示愿意，并表示愿意接受党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组织。谢立惠的秘密任务有两项：一是传递各类文件、学习资料和情报；二是搞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

为了增强保密性，谢立惠采取密写法，表面看不出字迹，只有放进特制的化学溶液中，才显示出文件内容。谢立惠还常常以学校名义购买大量纸张、蜡纸、油墨及其他文具，转交给党组织。有时候，谢立惠直接帮助党组织撰写宣传稿，刻写宣传品。为了方便为党收集更多消息，谢立惠暗中组装了一部性能较好的收音机。

这年秋，组织上告诉谢立惠，党组织批准他加入组织，入党介绍人是顾衡。谢立惠激动地说：“感谢党的信任，我终于找到家了，终于有了归宿！”1934年4月，谢立惠突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派人去上海寻找党，也没有结果。谢立惠为此感到非常苦闷。谢立惠并不知道，此前，除了无为党组织之外，包括合肥中心县委在内的安徽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

1937年春，谢立惠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曾在四川一带活动，他想红军活动过的地方，可能会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于是，他前往重庆，应聘重庆大学数理系讲师兼实验室主任之职。谢立惠进入重庆大学后，没有贸然寻找组织，他在等待机会。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面对民族危机，国共再度合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社都设在重庆。在周恩来、潘梓年的关心、指导下，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等知名教授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自发地将民族解放事业、民主运动作为座谈会的主题。谢立惠也是座谈会参会人员之一，他与潘菽在南京时就已熟悉，而潘菽是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弟弟，因此，谢立惠与潘梓年有多次接触。一次，谢立惠向潘梓年汇报完工作，见办公室没有他人，谢立惠立刻掩上门，双手紧紧握着潘梓年的手，眼噙热泪地说道：“潘社长，我是共产党员，是1932年加入组织的共产党员！”谢立惠请求潘帮助自己恢复组织关系。

潘梓年很快就向周恩来汇报了谢立惠的情况，周恩来深思熟虑后，通过潘梓年转达他的意见：对谢立惠的积极表现给予肯定。谢立惠现在是一个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希望他继续保持这个身份，配合党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谢立惠表示服从党的安排。从此，谢立惠开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为党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对国民党蒋介石失望至极，谢立惠和梁希、潘菽等人向南方局提出：前往延安直接参加党的工作的要求。周恩来知道情况后，特意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强调：“干工作应根据革命的需要，现在你们在重庆开展工作，是抗日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尽管有困难，也应该坚持下去。”谢立惠等人决定继续留在重庆。

1941年春，《新华日报》准备开辟《自然科学》副刊，周恩来、潘梓年找来谢立惠等几位同志座谈，商议如何办好这个副刊。周恩来强调一定要体现战斗性、群众性，希望内容不仅局限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要多样化。谢立惠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他积极为副刊提供稿件，先后撰写了《无线电与航空的新发展》《汉奸电台的侦察》等文章。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动员其他专家、学者为副刊写稿。在谢立惠等人的努力下，这个副刊不仅普及了科学知识，介绍了国外科学发展状况，还起到了号召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作用。

为《新华日报》撰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对《新华日报》进行严密监视。军统特务沈醉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化龙桥头有一个茶馆，国民党特务经常坐在外面，对进出新华日报社的人进行监视、盯梢，甚至暗中加以逮捕、杀害。”谢立惠却不顾危险，与潘菽共同承担了送稿的任务。

作为重庆大学教授，谢立惠讲授“无线电原理”等课程，他利用专业知识和精湛技术多次为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作出了特别贡献。新华日报社有一台美国产的高级收音机，其短波可以接收到延安电台的讯号。一日，这台收音机突然坏了，心急如焚的报社同志赶紧将其送到外面修理，几天后取回来，收听广播的功能正常了，但不能接收延安的讯号了，潘梓年想到了谢立惠。匆匆赶来的谢立惠，很快查明这台收音机已被做了手脚：一个密封的中频变压器被稍稍旋偏了一点点，意在降低收音机的灵敏度。经谢立惠校正，很快这台收音机又能正常接受讯号了。潘梓年非常高兴，他指示，以后报社的电子电讯器材坏了，全由谢立惠维修，以防受制于人，也便于保密。

有一次潘梓年问谢立惠，能否将那台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两用机，而且这个改装设置还必须极其隐蔽。谢立惠查阅大量资料，反复论证，又将学校物理系的一些器材拆开来组装，经多次试验，终于改装成功。谢立惠还曾远程指导陕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维修工作。

抗战后期，许德珩、黄国璋等发起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该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谢立惠不仅加入了座谈会，而且始终坚持参加该会活动。

1945年9月下旬，谢立惠接到南方局通知，前来重庆的毛泽东要接见他和梁希、潘菽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知名教授，会见地点就在张治中将军的住所桂园。会见中，教授们就抗战后的时局、国共和谈、国家的前途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逐一从容作答。通过这次会谈，谢立惠对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更加钦敬，并在内心深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企图挑起内战。谢立惠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慷慨陈词，指出蒋介石的本质就是要搞独裁，绝不允许异党存在，更不会允许中共保留军队，因此，内战必然会爆发。谢立惠多次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毫不掩饰。为此，谢立惠的名字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言行也受到特务的重点监视。

1946年底，北京、上海、重庆等各地50余万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后发展成反美反蒋浪潮，谢立惠呼吁各界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还提出：“有必要把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联合起来，达成统一的意见，形成支持学生的局面。”1947年5月，各大中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谢立惠多次发表演说，为此受到特务的威胁和当局的警告。

1949年4月，为抗议反动当局制造的“四一血案”，学生又一次走上街头，谢立惠挺身而出，站在学生队列最前方。他还告诫学生不要乱，以免特务趁机捣乱。由于谢立惠频繁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反动当局对其恨之入骨，在垮台的前夜要对他下毒手，一名知情学生悄悄跑来告诉谢立惠。谢立惠在重庆大学教务长郑衍生家里暂避，这才躲过了特务的暗害。

新中国建立后，他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作为教育家，谢立惠被任命为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在教学、科研、高教管理上力求改革创新，不断钻研，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遍天下。为纪念谢立惠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西南师范学院将校区内一条道路命名为“立惠路”，西南大学（由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工业大学合并而成）将其物理楼命名为“立惠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