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无论是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大学相关系科与师生的数量、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规模与数量而言，还是从国家的科研立项和科研经费的投入数量、出版物和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一发展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必须承认，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还没有取得多少与中国的灿烂文明和大国地位相称的、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在表面的热闹和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危机。特别让人忧虑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依附或从属状态，还在继续充当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声筒”或“应声虫”的角色，尚未真正确立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西学的译介长期被视为学术工作的重中之重。西方学界一有风吹草动，国内学界马上跟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翻译介绍引进，生怕稍一犹豫，错过了“国际学术前沿”。近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的、大规模译介和引进，逐渐使其占据了中国学界的主宰地位。西方人提出的各种概念、原理、范式、模型、理论假设，充斥于中国学界，其得到诠释和传播的速度，有时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西方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旨趣、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中国更是大行其道。例如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多元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社会就如何如何；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家会怎样怎样。至于这些西方概念、原理和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经验基础和价值立场，特别是它们在中国的适用性，就没有多少人深究了。
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专业划分和学术规范已经渗透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每个角落，被很多学者视为神圣，视为正统，不可逾越，不容更改。西方人提出的各种标准，所搞的各种排名、各种评奖，被奉为圭臬，国内学人趋之若鹜，津津乐道。美国如何如何，西欧如何如何，已经成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口头禅。“言必称西方”的现象，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在中国学界，流行着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认为大学教师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如果是研究西学的，那就是学术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标志，常常占据重要的学术和行政职位。一些机构甚至规定，学者要想评高级职称，必须具有在西方大学求学或进修的经历。在西方拿到学位或有西方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经历的“海归”，回国一律给予特殊优待。大学鼓励教师用外语开设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即使面对的全是中国学生，也照开不误。
在西方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管文章研究什么问题，内容如何，哪怕是一段几百字的读者来信或书评，也会予以奖励甚至重奖，并作为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西方来访的二三流学者，来中国讲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常识、皮毛，或者讲点浮光掠影式的感想，无论多么不得要领，不着边际，有的纯粹是来“扒分”的，也会被奉为上宾，前呼后拥。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学界的“显学”地位，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主流标准，以西方人提出的方法为科学方法，以西方人提出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至于中国传统的学术，都要被拆解打碎，能够纳入西方学术框架的就加以吸收，不能纳入的就被作为过时的、愚昧的、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一大热点。但解释中国发展的主流理论都是西方式的，甚至阐释中国经验或模式的一些关键语词，如“北京共识”、“文明型国家”、“中国模式”等，都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中国学者在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上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面对中国的问题，只是满足于对外国理论和概念的简单重复和机械运用，丝毫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似乎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就没法提出和研究中国的问题了。在他们心目中，所谓转型，所谓过渡，所谓改革，就是以西方模式和标准作为衡量中国的最终依据。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西方看齐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别无他途。
按照国内某些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观点，中国之所以还有长处，还有进步，就是因为学习了西方，如果还有缺陷，是因为学习西方还不彻底，没有把西方的制度甚至价值观一并照搬过来，因此中国转型和过渡的目标就是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他们美其名曰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下，中国丧失了主体的资格，沦落为西方的“客体”甚至“他者”，只能充当西方居高临下评判的对象。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已经完全陷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概念和价值观的泥淖之中，他们透过西方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毫无体会，对中国的进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已经完全丧失了把握并分析中国问题的能力。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崇洋媚外、极端西化和挟洋自重的状况，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自晚清以降，随着中国学术从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向西方式的“七科之学”（文、理、法、商、医、农、工）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中国逐渐成型并得以确立。这一过程是在西方强势文明攻城略地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出于中国学习并应对西方的时代需求，其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不容否认。但在此过程中，一些文化人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妄自菲薄，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丧失了信心。他们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认为中国传统的学问都是虚玄浮泛、华而不实的，而西方的“赛先生”（科学）是中国原先没有的，必须大力引进。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全盘西化论”一时成为风气。
梁漱溟在论及中国的西化思潮蔓延的原因时，曾指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震慑于外力，诱慕于外物”，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吓坏了，纷纷缴械投降，又看到西方的很多东西很好，诱惑力很大，而我们没有，很羡慕，情急之下，就想把人家的东西照抄照搬过来，试图快速赶上西方。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说过：“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这种文化上的自贬和自卑心态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挥之不去。
当然，面对来势凶猛的西化大潮，中国学界也并不是没有反对者。早在西学引进中国之初，张之洞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20世纪上半叶，一直有思想家和学者强调 “中国本位”，追求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毛泽东反对“言必称希腊”，主张“洋为中用”；陈寅恪强调，“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要求国人对中国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汇通中西的大哲学家贺麟宣称：“我根本反对被动的‘西化’，而赞成主动的‘化西’，所谓‘化西’，即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但这些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西化洪流中了。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方面引进了苏联的、实际上也是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过的西方体系，另一方面在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上则强调“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2月，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可惜在一段时期，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当时党和政府虽然强调对西方文化要有批判、有鉴别地吸收，不能认为“月亮总是西方的圆”，甚至还发起了反对“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运动，但是被很多党内高层人士和知识分子视为思想保守僵化的表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宣扬全盘西化为主调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热播绝不是偶然的。
至上世纪90年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很大拓展。当时有学者在“人文精神讨论”、中西文化讨论中曾表示对食洋不化现象的忧虑，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规范化”的口号，但在“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时代大潮中，这些想法是成不了气候的。
进入21世纪，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呼唤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党和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大发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号召。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纠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生吞活剥的不良倾向，摆脱不成熟的依附状态，真正确立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建设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基于中国学界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学术积累，而且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文化条件。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中华民族已彻底改变了积贫积弱的面貌，中华文明正处于继往开来、贞下起元之际，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就没有理由停留于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原有认识，走全盘西化的老路，继续充当西学的代理人，满足于西方学说的“中国分店”地位，而应改弦更张，自立门户，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人的行为、人的组织及其所处的文化世界的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上有共性的一面，但人是有差异的，价值趣味是多元的，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也是不同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也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建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在坚持共性的基础上，更注重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特殊性，走自己的路，从当代中国的立场出发，以更加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中西差异，提出中国人自己的对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理想的根本理解。
建设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是要拒斥西学，也不是要切断与西方的交流，关起门来搞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参照系，而且很多因素已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与西方切割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原来也是西方的东西。建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保持应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面对西方思想和理论时采取必要的反思立场，表现出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文化关怀，避免鹦鹉学舌、食洋不化，就是要反对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裁判活生生的中国现实，作茧自缚、削足适履。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要让哲学社会科学说中国话，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学术界展开真正实质性的、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生活在西学的阴影下太久了，该走出阴影，摆脱精神的奴役和萎靡状态，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大地，沐浴中华文明复兴的阳光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南宋心学家陆九渊的这句话，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无疑是一句金玉良言。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