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辉煌悲壮的革命生涯

今年是新四军组建75周年，谨以此文追忆袁国平短暂、辉煌、悲壮的革命生涯，以颂扬先烈业绩，弘扬铁军精神。
　　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袁国平在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建设的开拓与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3月，他在参与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采用战场宣传、瓦解敌军的策略，开展政治攻势，并将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送进城内，做到敌人阵营的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时任师参谋长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袁国平发明创造了——战场宣传，瓦解敌军。”
　　1930年7月，袁国平与彭德怀、滕代远等一起，指挥了攻打长沙的战斗，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打下的一座省城。袁国平进城后，立即派人接管了《国民日报》社，编印《红军日报》，发布《告工农兵书》，使共产党的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很快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出现了长沙城十万民众集会欢迎红军的盛况。红三军团在短短数日内，筹饷40万元，扩员7000余名，壮大了红军的队伍与力量。
　　为“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根据地”，1933年夏，东方军（红军第三军团）入闽作战。在袁国平的领导下，该部队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中革军委《红星报》发表了《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袁国平同志主持下的东方军政治部“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袁国平同志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特别表彰了袁国平领导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号召全军“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袁国平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强调：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应有高度的预见性，各种政治工作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做了科学的总结。
　　红军时期，袁国平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和有指导意义的报告与文章，如：《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怎样巩固湖南苏维埃政权》、《会昌工作教训》、《在浴血的广昌战斗中》、《关于群众工作指示的一封信》、《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瞻与后顾》、《新区扩大红军的经验和教训》、《战时的政治工作》等。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袁国平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参与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为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主持制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逐步地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他还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委员，亲自把握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亲自给学员们授课，把教导总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新四军教导总队在皖南三年中，共培训各级领导骨干4000余名，对提高新四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宣传鼓动家
　　毛主席曾赞袁国平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袁国平不仅总结了许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理论经验，还是个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的进行革命宣传的鼓动家。由于他对戏曲、歌曲、诗歌等都有较深的造诣，使他领导下的政治宣传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很强的号召性与鼓动力。
　　1938年4月26日上午，袁国平率领从延安派往新四军的50多名干部，风尘仆仆地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平径直来到会场，即席发表了讲话。听他演讲的红军老战士李岩，在60多年后回忆道：“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鼓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跟随他一起从延安到新四军的顾鸿老将军说：“袁主任做报告，大家都喜欢听。他要你笑，个个都捧腹大笑;要你哭，个个都流泪，他就有这个本事。”
　　袁国平不仅口才好，文笔也极佳。在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毛主席写了《七律·长征》一诗。袁国平拜读该诗后，即步韵写出了《和毛主席长征诗》：“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雪，夜辟茫荒笑开颜。”字里行间，既表达了他对毛泽东长征诗的无比赞赏，也酣畅地反映出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豪迈情怀。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袁国平号召所属部队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用歌咏、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向战士和群众宣传革命。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政治部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他亲自主持了话剧《繁昌之战》的讨论，发表了《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抗战中的艺术观 》等文章，对抗战时期军队戏剧创作的方向、剧作家的政治与艺术修养谈了自己的见解。著名的学者王元化和新四军老战士王于畊等都说，其内容与观点和此后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的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精神完全一致。
　　袁国平还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向作曲家何士德阐述了歌词产生的背景，强调军歌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他要求将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两次。袁国平在听完何士德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又改谱了第二稿。1939年7月1日试唱时，军部首长和参加试听的同志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拍板定了下来。
　　1940年冬，皖南事变前夕，袁国平还亲自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词：“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这首悲壮的战歌由任光谱曲，见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
　　抛家舍子的革命家
　　袁国平参加革命后，除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奉命由皖南赴重庆汇报工作时绕道回老家住了一夜外，一直随军出生入死，战斗献身。他主要依靠书信和照片安慰他年迈的母亲，寄托他对家人的思念。
　　1927年5月，袁国平参加平定夏斗寅部叛乱开拔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母亲。他在照片的背面写道：“1927年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义愤填膺，舍身赴敌。斯时，余在第11军政治部服务。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就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这段话表达了“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革命意志和牺牲精神。
　　1937年，袁国平长征到达陕北后，呕心沥血忙于红军大学的创建，无暇顾及家里。直至到庆阳任步校校长兼政委后，他才抽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面题诗：“十载辛酸斗兵戎，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江山沉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鱼龙变，地覆天翻见大同。”此诗再次表达了他献身革命、坚定不移的志向。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恳请党中央派他到抗日前线工作，坚定地表示“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的决心。此后，袁国平在家信中写道：“……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不太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
　　袁国平的妻子邱一涵，1924年参加革命，是一位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巾帼女杰。袁国平与邱一涵是一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夫妻。他们1929年结婚后，政治相互关心，工作相互支持，生活相互扶持，并肩战斗十几年，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袁国平曾赠诗邱一涵：“不是香的花，不是甜的蜜，好似茅台酒，醇芳与日佳”，“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袁国平十分疼爱他的妻子，然而在长征时，他将自己骑的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却让手部已受伤、裹过小脚的妻子拉着马的尾巴，一步一步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把一子二女寄养在乡下。由于家贫缺粮少药，以致于小女儿两岁歿于贫病无医，大女儿13岁被送人做了童养媳，儿子8个月被送回湖南老家，幼年贫困失学，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祖母讨饭度日。
　　永载历史丰碑的壮士
　　据皖南事变亲历者张日清将军及李甫等同志回忆：当时在茂林遭敌军重兵围歼时，袁国平曾向部队动员：“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在皖南事变中，当军部撤离石井坑后，袁国平在突围中不幸身负重伤，昏倒在地。当他醒来时，对守卫在身边的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在军政治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的带领下，用树枝简单地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当突围到青弋江南岸渡河时，被围剿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袁国平也掉进了水中。战士们前仆后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河对岸的章家渡。袁国平在渡河时再度受伤，因流血过多，再次昏迷不醒。战士们喊了半天他才吃力地睁开眼睛，用极微弱的声音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 “不要管我了，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他挣扎着把一个笔记本和几块大洋交给李甫，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国平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党及他人，战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在大家泣不成声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国平摸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袁国平践行了他在皖南部队突围动员时的英雄誓言。
　　上世纪60年代初，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在谈到袁国平牺牲时，对袁国平的儿子袁振威说：“你爸爸真了不起，情愿自己牺牲也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人家都是战士为了掩护首长而牺牲，而你父亲却为部下、为战士而英勇自尽，世上少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中说：“国平同志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国平同志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壮烈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惊悉噩耗，感到无比的悲愤，心中对首长的痛惜追思之情，久久难平。”我的父亲谭知耕是1938年随袁国平从延安到安徽歙县，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红军干部之一。父亲生前对我谈到袁国平拔枪自毙的惊人壮举时说：“袁国平珍惜护卫他的指战员的生命，宁死不当俘虏，他的牺牲，比万一被捕遭敌人杀害、或在战场上直接倒在敌人的枪弹下，是更加英勇、更需要勇气和更令人敬佩的英雄壮举。”这是我父亲对袁国平自我牺牲的万分敬仰与深深的怀念之情。
　　袁国平的生命虽然短暂，牺牲时年仅35岁，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优良作风、献身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载我党我军革命历史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