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丁公量叔叔今年3月远走了。丁叔叔是我们最敬重的长辈。我们敬重他对革命信仰的坚定执著,对战友们的深厚感情,对老百姓的真情关切。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丁叔叔多次与我们回忆他与我们父亲在一起经历的事。他们同年出生,都在安徽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并经历了皖南事变;他们都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平时期,他们都在高教科技战线工作;在晚年,他们又一起参与了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正如丁叔叔所说,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这段历史”。得悉我们父亲逝世消息,丁叔叔拟了挽词,并亲自书写好,派人送来。只有了解父亲的人,才能在挽词里那么精炼地总结了父亲的一生追求与贡献。丁叔叔让我们将他对我们父亲回忆记录下,打印出,他一字一句亲自在稿件上修改,直至《纪念我的老战友——旭初同志》完稿。之后,丁叔叔多次关心这篇纪念文章的发表。
如今,丁公量叔叔驾鹤西去,他是去与昔日一起共同奋斗的战友们团聚去了,包括我们父母。在父亲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作为对丁叔叔的缅怀和对我们父亲的纪念。
邓旭初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朋友。我们相识在七十多年前抗日战争初期。当时我与旭初同志都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我在军部军法处当处员,属保卫干部(注:当时因国共合作期间军队编制无保卫部,故以军法处代)。旭初同志在军部通讯连当青年干事,属政工干部。我们经常在泾县军部见面。当年,我们俩都是追求理想、向往革命、在国难当头时毅然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一个来自南方广东,一个来自浙江舟山,共同的信仰及报效国家的决心将我们凝聚在安徽皖南青山峻岭间。那是何等难忘的激情岁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发,我们随着部队突围。旭初同志负伤被关在国民党战地医院。在狱中组织党支部,后挖墙洞,带着三位新四军伤员逃出魔窟,历尽艰辛返回部队。而我被关进了江西上饶集中营。在那里遇到了一起被关在集中营的沈锐同志,我们成了集中营的难友。沈锐同志原是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八队的学员,后调到了新四军第三纵第五团民运队当代队长。沈锐同志与旭初同志这对在抗日战争中相识于皖南军部的战友,抗战胜利后在解放区相逢,终结为夫妻。而我在集中营三次组织逃跑越狱,被敌三次关回集中营茅家岭监狱后,又被关到了第三大队(即“顽固队”)。后来又一次组织中秋暴动,我最终与其他难友一起越狱成功,重返部队。
我与旭初同志再一次重逢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同属山东野战军。皖南事变劫后余生,我们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友,相逢于山东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真是悲喜交加。我们为牺牲的战友感到悲壮,为解放全中国的希望感到喜悦。我们随着组建后的华东野战军经历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包括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当我们欢欣鼓舞地庆祝全国解放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为了保家卫国,我与旭初同志又一次随整编后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奔赴朝鲜战场。我在第九兵团保卫部当部长。旭初同志受命组建第九兵团直属汽车团,担任政委,负责朝鲜战场东线的运输线。当时,志愿军部队入朝后给养严重缺乏,特别是第九兵团部队是从南边急调到朝鲜战场。部队因为来不及补充冬季服装,粮食及弹药也跟不上供应,造成的伤亡很大。运输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要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朝鲜战争初期,因为我们没有制空权,美军飞机炸瘫了铁路,控制封锁了公路。白天不能开车,晚上开车也不能常开灯,开大灯易被美军飞机发现而轰炸。晚上不开大灯冰天雪地不好走,很容易翻车。这种艰难危险我是亲身经历的。当时我在兵团保卫部工作,经常要开车出差。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开会,我带着驾驶员开着缴获的美式吉普车前去。要开一个晚上的山路,我和驾驶员轮流驾驶。突然防空哨打枪报警了,当时山路很窄,冰天雪地,我紧急关灯刹车,车子就向沟里直滑去,差一点就翻到山下。还有几次,车冲到了炮弹坑里,当时大家都跳下来了,冒着敌机和敌海军大炮轰炸危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拉出来。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第九兵团直属汽车团要保证东线供应的运输是很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团长牺牲后,旭初同志任政委兼团长,担子更重,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和平时期,我与旭初同志在不同时间里转战高教科技战线。旭初同志在高等教育领域担任领导工作,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担任领导工作,在不同场合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
“文革”中,我与旭初同志都受到了冲击,我被投入监狱长达七年之久,旭初与沈锐同志都被关押。沈锐同志在迫害摧残下,癌症急性发作,不幸逝世。但是我们这批老同志并不因为“文革”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动摇我们的信仰及意志。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再一次重新出征。我又重回到科技战线领导岗位。旭初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敢为天下先,大胆地引领高校教育改革。
旭初同志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为戎马生涯,为民族摆脱列强、抵抗倭寇、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战;后段为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培养高科技人才和国家栋梁,发展高等教育奉献了他的大半辈子,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晚年,我们又一次在一起工作。我们都属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顾问。我们又一起参与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回忆与旭初同志相识在七十多年前抗日战争新四军军部,共同经历了皖南事变,死里逃生重逢于解放区,共同参与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后同在高教科技战线工作,“文革”浩劫之后重返领导岗位……我们既是同志、战友,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以下是我闻讯旭初同志逝世后,为纪念我的这位老战友、老朋友作的挽词:
峥嵘岁月弃笔从戎终旧章,
待新年代敢为人先立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