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路上的陌生人

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的到来，党中央作出我军向东南发展、向苏浙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并指定新四军第一师担负南进任务。
　　1944年底，我们文工团跟随粟裕司令的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跨越长江、大运河，行军一个多月，到达苏浙皖边境长兴县的仰峰界。1945年2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2月10日，各部队便根据部署开始了行动。
　　一旦打仗，我们文工团就一定要上前线、下连队去开展工作。过了春节，军区政治部决定全体文工团员，由孙海云同志带队，到陶勇任司令的三纵队政治部去报到。
　　到纵队政治部以后，我们经常是跟着部队行军、打仗。行军时，在路旁唱歌、说快板、活跃气氛、鼓舞士气。打仗时，救护伤病员，有时还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民工。
　　在一次行军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在我们文工团的队伍里多了一个陌生人。他长得清秀，中等个子，瘦瘦的，讲一口普通话，灰色的棉军装外面套了一件棉大衣，好像是一个做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他显得和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队伍里主动和大家说话，有时还说得大家笑起来。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很热情，很随和，都愿意和他交谈，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一路上，他说了许多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他还说，他会算命。这让我们非常惊奇，谁也不相信，但都闹着要他算。于是他就选了一个我们团员中个子最高的男同志，要给他算。于是陌生人提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什么地方人、家里父母亲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人、读过几年书、喜欢看什么书、喜欢吃什么、喜欢和什么人交朋友、喜欢什么花、什么色彩等等。男同志一一作了解答。陌生人就开始给他算命了……陌生人对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情况说得那么准确，连被算命人自己也感到难以理解。事后知道，这个陌生人就是我们文工团未来的团长任干。他的算命，就是根据我们年轻、单纯、幼稚天真的特点，进行的一次生动活泼的调查研究。
　　1945年3月，在浙西孝丰正式成立了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文工团，任干任团长兼政治指导员。
　　部队在天目山地区作战，粮食十分紧张。那里都是山地，盛产竹木茶叶，但粮食不能自给。部队的粮食完全依赖苏南老根据地供给。部队的作战计划和发展方向都不能不首先考虑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成为影响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的大问题。
　　一天，任干接到政治部交代的任务，到广德县去筹粮。任干接到任务以后，带了我、吴干等六七个文工团员和一个通信员，第二天便赶到广德县。在一个乡村的小院内，找到了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华楷。县长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之后，略带歉意地对任干说：政府支援部队是天经地义，只是这里的民主政府刚建立，除了县里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一个警卫连，没有一个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全县的基层组织还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工作很难开展。粮食是有的，只是催不上来。你们要粮食，就得自己去征。征到多少，就运多少去部队，只要打个收条就行了。任干听了李县长的话以后，知道确也没有其它办法，便点头同意照他的意见办。秘书便立即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任干。“手令”上面写着：着令本府第一课长任干至各乡征粮……最后还盖了县长和县府的大印。我们的团长又变成第一课长了。我不知道这第一课是干什么的，便问任干同志，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课是什么职能的部门，反正是代表抗日民主政府的。
　　在往山村的路上，任干同志对我们说，这一带是国民党的老窝，这帮人十有八九是鱼肉百姓的，对我们不会怀有好意。我们这一群人，除通信员挎着一支驳壳枪外，全是赤手空拳，打这场交道可得加倍小心。我们在一座山冲里的小村子找到了联保主任办公处，屋里有两个保丁。我们几个小团员指着任干对他们说，这是县政府的课长，来此视察，赶快把联保主任找来。他俩一个让座沏茶，一个出门找人。联保主任很快就来了。他身穿黑色棉袍，头戴褐色盆帽，狭长的脸上，长着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巴、高颧骨，加上两道粗黑的眉毛，样子很凶悍。
　　任干坐在桌边，端着架子说，我们的大部队正在这一带活动，奉县长之命，特来此征集粮食，供部队所需。你们这个联保去年的粮食尚未缴纳，现在要立即征收，事关军务，不得有误……说到末了，他又放缓了口气说，县上知道你过去办事很尽责，这次你要好好表现，人民政府会记下的。任干每说一句，联保主任便道一声是，最后又嗫嚅地说：卑职一定尽力，不敢有误。
　　我们被安置在一户地主家住宿。房子很大，有楼，只堆放了一些农具、细糠、稻草。显然这家人已经采取了应变措施，把想藏起来的东西都转移了。
　　第二天，任干安排我们两人一组，分头到各个保甲，向群众宣传，了解大户存粮情况，动员大家踊跃交粮。这里出门就要翻山，两个山村之间至少相隔五六里路，山间道路崎岖。这里是新区，情况复杂，在我们住地西边20里的独树街，还住着反动的忠义救国军。任干同志带着我们这样一批年纪很轻、没有经受过战火锻炼又手无寸铁的小团员在这里工作是非常担心的。每到傍晚，他都怀着惴惴不安甚至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大家回来。我们那时满腔热情，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不知吉凶地去敲开每户关着的大门去做宣传工作。经过齐心努力，工作很有成绩，许多农民答应动手舂谷子，按时交大米。对于哪些人家是存有粮食的大户，以及这个联保存有多少粮食也有了底。
　　一天午饭前，联保主任突然来找任干，说有要事，请他到联保办去一趟。我们听说有要紧事相告，一定是关于粮食的事，便跟着任干同志一起去了联保处。到了那里一看，方桌边已经坐了几个穿长袍的人，其中的一个年纪60开外的瘦小个，脸色黄中泛青，不停地摇着头，可能是患着摇头风的毛病，竟是我们起先住的那家房主。经介绍，他们都是本地的大户。刚坐定，保丁们已经收拾了方桌，摆上碗筷勺碟，和大盘大碗的鸡肉鱼蛋。这种场面对于任干来说，从没有经历过。他小声对我们说，见机行事，沉着应对。举杯之后，他们几个轮番开口，说了许多赞扬民主政府的话，又不住口地骂国民党腐败，接着就调转话锋，转入正题：这次政府来征粮是名正言顺的，理应遵照行事，只是家中存粮告罄，实在无奈，请求课座高抬贵手，宽限10日，届时就是卖田典屋，也定将粮食缴清……
　　任干边听边皱起了眉头，沉思了片刻后，便开口说话了。他从国际形势讲起，讲到国内形势和这个地区的斗争状况，再把这次征粮的重大意义大讲了一通，最后又加强语气说：这次征粮事关军务，军事行动岂能延误，能让部队坐等10天再开饭吗？说完话，就起身告辞了。我们也跟着他离开联保处。
　　回到住处，任干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刚才那些话态度还是明朗的，可是没有得到他们的保证便起身就走，太性急了些，越想心里越有些不踏实了，请大家讨论对策。大家七嘴八舌出了许多主意，最后议定，第二天也把那几个人请来吃顿饭，让他们表明态度，保证交粮。
　　第二天，我们把要请的客人都请来，摆开桌子，端上菜肴，有炸，有炒，有煮，有冷也有热，很像个请客的样子。席间，我们也顾不得这些客人对桌上的菜肴反映如何，只是请他们动筷吃菜。任干则明白表示：明天开仓收粮，要求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一早就将粮食送来，为本地乡亲们起表率作用。那几个人听了这话，一个也不作声，只用目光盯住联保主任。联保主任憋了好一阵子才开口，将那天在他们饭桌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任干没有等他住口便拍了桌子，厉声说：你身为联保主任，是本县的政府干部，竟然说出这等话来。如果延误了大事，你担当得起吗？联保主任被训斥后，没有再作声。任干又转过话题，对老财们说了一番道理，并表示经过几天的调查，对他们几家的情况心里很清楚，要他们明天一早就把粮食送到，存在远处来不及运到的粮食，推迟两天交齐。他们个个绷着脸，倒退着出了门。
　　那些人走后，任干笑着说：不是我要向他们摆威风，说实话，我是怕他们那伙人见我们人少，又年轻，欺负我们，不肯交出粮食来。我有一张县长的手令，这代表了政府，他们不敢反抗。这件事让我们懂得了掌握政权的重要。
　　饭桌上的菜几乎没有动过，我们也改善了一下伙食。
　　开仓收粮的那一天，那几家大户都按规定交了粮。我们连夜把粮食运往孝丰，送到部队。
　　一次战斗结束以后，部队有短暂时间的休整，任干带我们文工团员到团里帮助工作。白天我们分头下连队教唱歌、出墙报等。晚上任干听取大家汇报，进行小结，布置第二天的任务。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自由活动。每天自由活动是我们大家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候，躺在草铺上，坐在背包上，唱歌、玩耍……任干也和我们一起玩。他常拉胡琴为我们伴奏，或是他拉着曲子，让我们跟着唱歌。说起来也很有趣，任干喜欢拉胡琴为我伴奏。他还会跳舞，特别是他的踢踏舞，让人羡慕。那个时候，我们热情奔放，快乐无比，完全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和生活的艰苦。
　　有一天，我结束了工作回团部，向任干汇报了当天的工作以后，便站在窗口等待着同志们归来。山区的小街，窄窄的一条，只有丈把宽，隔着马路的两家人伸出两个臂膀可以拉钩。小街只有五六十米长，两旁多是住户，只有几家卖杂货的小铺子。天还没有黑，各家住户的门已经关上了，路上也没有行人，一片宁静。我和任干并肩站在窗口，凝视着外面的马路。突然，他给了我一个轻轻的吻。这轻轻的一吻，把我的人生道路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让我步入了爱情的长河，让他的身影永远占有了我的心窝。那行军路上的陌生人，竟成了我最心爱的人。
　　几十年来，他对我的爱，不仅有丈夫的情怀，还有战友的情谊、兄长的关爱。我爱他、信任他、依赖于他。我就像一根稚嫩的青藤，依附在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上，从他的身上不断地吸取养分。他就像阳光雨露般地滋润着我，让我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