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我是江苏扬州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41年3月入党，今年92岁，党龄也有70多年了。我这一生碰到过无数次的困难与挫折，这也是对我人生的考验，其中最严重的是反“清乡”斗争，靠的就是理想和信念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3年我在丹阳县政府任秘书，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调走，组织上把我这个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我在丹阳的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该区有20多万人口，我任区长并兼任武工队队长。当时我们只有七个人、两支半枪。我有一支驳壳枪；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有一支；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我们延陵区周围，有2000多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12个。我们年纪都很轻，我只有23岁，军事斗争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开始，来势非常凶猛。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敌人十分疯狂，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敌人出动3000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他就扑空了。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长是范征夫，还出了布告，能够抓到我的，赏十万伪币。我们一个战士投降给5000伪币。如果老百姓掩护我们被查到的话，庄子就要被烧掉。我们好几次被鬼子包围在村子里头，靠群众掩护才脱险。有一段时间，我们七个人吃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去住。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上，敌人就来烧老百姓的房子和杀人。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为了掩护我们，被敌人抓去吊起来打，要他交代武工队的下落，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1943年的三四月份，那段时间非常艰苦，我们七个人中有四个党员，于是开了个党小组会，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不进村庄；二是不住民房；三是不吃民食。我们住在破庙里头，坟山堆里，芦苇荡里。那时候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些人骨瘦如柴，处境又那么危险，就动脑子、想办法，以祭祖宗、祭土地老爷为掩护，在坟头、空地上放置馒头、糕点给我们充饥；提供棉絮给我们御寒。老百姓这样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感到老百姓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啊。我对鱼水深情从未体会得这么深，如果没有老百姓，不要说我们都要被敌人打死了，就是冻也冻死了、饿也饿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延陵地区，两面旗帜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七个人代表着两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长征以后，留下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就靠对党的信念，战胜了艰难险阻。当时我们对形势分析，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垂死挣扎，它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黑暗，黎明就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地委书记也曾给我讲过，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如果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5月份以后，情况好转了一点，敌人抽走一部分兵力，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反伪化、反汉奸、反特工。我们头一次活动地点是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在那里召集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日本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就大喊：“不许走！”我们不走就要被俘虏。我们手里握着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我们就跑，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去，副区长身上中了四弹，我们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我把衣服撕下来为他包扎止血，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后来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是延陵宪兵队长前田的干儿子贡坤坤告的密。这个汉奸，敲诈勒索，抓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十分痛恨。我带了张国荣等几个队员，晚上悄悄地到镇上。因为有人带路，所以进去的时候，狗都不叫。张国荣敲门称：“我们是延陵宪兵队的，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贡坤坤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我，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我们队员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解决了，并且留下一个大布告：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报告了武工队的住址，使我们遭袭击，应该予以严惩。接着，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都在谈论，有人伸出四个手指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
　　到6月份，形势好转了，我们武工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这个时期的反“清乡”斗争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就用刺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打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250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还有两个汉奸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知名人士，他的儿子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好多人不敢担任，他却很想干。我写信给他父亲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另一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有上千亩土地，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没敢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被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到了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敌人用以隔离的竹篱笆。地委派人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几个县一起出动，同时去烧竹篱笆，一下子火像火龙一样腾空而起，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一把火就把竹篱笆全烧了。鬼子“清乡”的标志，被搞掉了。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