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屠城，他们倾力拯救难民

1937年发生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距今已有80年。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在此后的六个星期内，有30万的中国军民被屠杀，有2万妇女被强奸，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这时南京城水、电、通讯全无，尸体堆积，房屋变成瓦砾。而被日军杀剩的20～25万平民得以不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15位外国中立人士所组织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进行救援工作的结果。我们永远不会忘怀在我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刻，国际友人给予的帮助。仅写此文以追述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及南京大屠杀时期对于收容南京难民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及机构、辖区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11月间，它由德国人拉贝（西门子洋行） 任主席，由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史密斯博士任秘书。共有15个成员，分别为：拉贝、史密斯、福娄（英，亚细亚火油公司）、梅奇牧师 （美，美国圣公会）、希尔滋（英，和记洋行）、汉森 （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潘亭（德，兴明贸易公司）、麦寇 （英，太古公司）、毕戈林 （美，美孚煤油公司）、史波林 （德，上海保险公司）、裴志博士 （美，金陵大学教授）、密尔士牧师 （美，长老会）、里恩 （英，亚细亚火油公司）、德利漠 （美，鼓楼医院）、李格斯 （美，金陵大学）。与这一组织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共包括梅奇主席等17个成员。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初，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二十万居民在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对于这一国际中立组织及南京难民区的成立，当时中国政府持承认态度。“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加以移交，并同时交付“450名警察、3万批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10万块钱”（不久即支付了8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设立的难民区（亦称安全区）的实际位置在汉中路以北，东以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为界，北至山西路，西到西康路，面积大约4平方公里，约占南京城区面积的八分之一。这一地区有日本、美国、意大利的大使馆，荷兰公使馆，还有法务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等。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日常救援工作
　　从1937年11月成立起，至1938年2月，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做的主要救援工作为以下五个方面：
　　设立难民区收养所，收容中国难民。根据当时国际委员会的有关文件，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交通部旧厦、五台山小学、汉口路小学、陆军大学、小桃源南京语言学校、军用化学厂、金陵大学附中、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华侨招待所、南京神道学院、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蚕桑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德国俱乐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法学院、农村师资训练学校、山西路小学、金陵大学宿舍 （专收妇孺），共设立了20个难民区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在1937年12月中至1938年1月间收容难民“人数的顶峰是7万”人。而除此之外，在难民营之外的安全区内，尚居住着13万或18万人。也就是说，在日军从事南京大屠杀的最恐怖时期，在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南京难民区内，共居住着20至25万人，他们都躲到了房屋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面积只有城区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里。
开展救济难民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具体包括发给养及衣服。对于一般难民，每日准买一升米。“对于真正无法维持之难民，每日准领稀饭充饥”。根据当时文献记载，拥挤在难民区中的20余万难民，“其中10万以上的人差不多身无分文，完全依靠救济会度日”。
　　开展义务教育。金陵大学是青年学生补习的地方，每日由“上午7时起至11时止”，凡一般愿意温习功课，或愿意从头识字的人，皆有学习的机会。儿童教育场所有好几个，其中设在五台山的那个教育场所，一切费用皆由学校内供给，但不能住在外面。
　　救济中国军队伤员或在日军暴行下负伤的平民百姓。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梅奇牧师 （美国人），曾设法将中国受伤军人都迁入外交部大厦内统一治疗。当时由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南京鼓楼医院，对在日军暴行下受伤的中国平民亦多有救治。
　　抗议日军烧、杀、抢、淫的暴行，救援中国受伤害的民众。根据当时记载：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最初六个礼拜中，每天都要就日军烧、杀、抢、淫暴行向日本大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种种抗议。从后来南京局势的发展来看，应该承认国际委员会的抗议活动以及对中国难民的救援工作，都是有实效的。首先是向全世界披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虐行径，激起了国际舆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谴责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普遍同情。甚至连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的盟友德国与意大利也不支持日军在南京的所为。其次是迫使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所收敛。如：日本当局最终从本土派出17名宪兵到南京来维护秩序一事，就是在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的一再抗议下促成的。
　　现场制止了一些日军的暴行。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秘书史密斯曾多次解救受污辱的中国妇女或处于危境的难民。此外，还有深受难民感恩的“菩萨心肠黄小姐”（亦作华小姐——当指国际红十字会会员魏特琳女士）、“乃福尔”、“美籍马教士”……以及许多其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他们为了阻止日军的暴行，曾多次遭到殴打和枪弹威胁，但始终不放弃自己人道主义立场，实在令人钦佩。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军方的斗争
　　从1937年12月10日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开始履行起它的职责，直至1938年2月1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的压力下被迫更名为南京救济委员会，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最恐怖时期。由于国际委员会艰苦的工作，使南京幸存市民在死亡中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日军并不甘心自己守着一座空城，而让国际委员会成为南京市民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想方设法与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展开争夺居民的斗争。日军的主要手段如下：

施展恫吓或小恩小惠的手段，逼难民回家。从12月下旬至次年2月间，日军屡屡发出告示劝告难民回家。但是，日军的每一次行动，都以自己的士兵对已返家难民的反复搜索、强奸、屠杀而把他们重新赶回难民区告终。
　　威胁外国人回国。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即“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表示他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不欢迎旁观者”。确实有许多外国人在日军的压力下，离南京而去。但是有“十八个美国人和几个别国人，充分自知何以仍居留于此”。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终于坚持下来了。
　　用政治强力压迫国际委员会解散。12月31日和1938年1月1日，日本总领事曾通知国际委员会，表示要接受其“所有款项与物料”。这一阴谋在国际委员会抗议下，未能得逞。1938年1月5日，日方又欲以暴力封闭国际委员会的米店，但这一图谋仍未得逞。2月4日，日方又发出威胁，表示要把难民从难民营里赶出去。此虽未成为事实，但已给难民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令人遗憾的不安”。到了3月间，日方又“命令各区公所强迫难民回家，令每家于一定限期内向各区公所报户口、登记之后，即由区公所发给一张图画”，上书“信赖皇军，即可得救”。然而，日军仍未能完全达到其目的。直至1938年3月9日至4月23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营中，仍收容着“27500名”难民，此外，在“难民营以外的安全区范围内，还住着68000人”。二者相加（95500人）仍占当时南京市残存人口总数的43%。

扶植伪自治组织与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争夺南京市民管辖权。当日军施尽各种伎俩，仍未达到解散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目的时，便扶植伪自治组织，与国际委员会争夺对南京市民的管辖权。1937年12月23日，在日军导演下，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1月3日，“南京自治委员会”在鼓楼公园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供午饭”“给日薪”等手段，强迫3000市民参会。 “自治委员会”共设委员9人，组织分总务、救济、财务、工商等等，另设一警察厅。同时将南京分成五区，每区设一区公所、一警察局。表面上这一切职务都由汉奸主持，而实际上自治委员会和警察厅都有若干日本顾问，一切主权完全操诸日本人之手。

“自治会”成立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迅速将难民区解散，脱离国际委员会的干涉”，“第二，迅速安民，恢复市面”。伪自治会成立后，实际协助日军做的工作主要为三项。第一，设立登记和发放“良民证”制度。这一工作实际进行了17天（12月22日至1938年1月10日），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搜出了“万余自认军人”的民众，凡“三四十卡车”，送往日军各营房，“一夜的时光枪决干净”。另又截留下了“数千名”有姿色的青年妇女凡“十余卡车”，送各慰安所供日军蹂躏。第二，设户口，搞五家联保。直至1938年2月间，南京市的主要人口仍集聚于狭小的难民区内。日军曾悬赏：“先出难民区的都赏军米一袋”，仍无人相信。1938年3月间日军“命令各区公所强迫难民回家。令每家于一定限期内向区公所报户口”，并设立“五家联保”制度。第三，酝酿成立日伪政府。1938年4月26日，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之国府原址召开成立大会，各区公所强迫区内的居民去参会。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共收容了南京市在日军大屠杀后残存的几乎全部20至25万居民。南京城秩序的基本安定是在1938年3月份，国际委员会管理南京难民的工作逐渐结束。以拉贝为首的这批国际友人，在日寇屠城之时所做的拯救南京难民的工作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