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的记忆

从成都乘车西行，穿过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经过川西重镇雅安，沿着川藏公路（即318国道）越过巍峨险峻的二郎山，然后转道沿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北上，就到达泸定县城了。明清时期，当地人以为三国时诸葛亮征南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七纵孟获，渡过的泸水就是指大渡河的这一段。过了泸水再往西行，就到了据传是诸葛亮当年打造箭镞的地方——打箭炉（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其实，三国时期的打箭炉还是一片荒野之地，大渡河也不是泸水，真正的泸水是在金沙江的下游。
　　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西的大渡河上，是在大渡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泸定桥的修建与清康熙皇帝推行国家统一政策是分不开的。在泸定桥西岸，有一块康熙题写的“泸定桥”石碑，石碑的横额上镌刻着“一统山河”四个大字，就是明证。
　　自古以来，汉藏两地的经济交流就很频繁。居住在内地的汉族以农耕为主，居住在青藏地区的藏族以畜牧为主。汉藏人民先是以绢马交易，唐以后逐渐以茶马交易为大宗。四川产的茶叶原来要经过陕西绕道甘肃经青海进入西藏，路途十分遥远。到南宋时期，北方被割据，茶马古道南移，人们从四川西部的雅安，经荥经，翻山越岭，通过现泸定境内的沈村、德威、磨西面，越雅加埂进入西藏。由此，川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兴盛起来。元代，碉门（今天全县）成为茶马市场。从碉门翻马鞍山，通过现泸定境内的五里沟、岔道、烹坝，经瓦斯沟进入西藏的险道也被凿通。此道山高谷深，极为险峻，但路径便捷，用时较少。随着汉藏贸易的不断发展，至清初，川西地区的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等地的大宗茶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打箭炉行销，然后转入西藏。设在大渡河的沈村、子牛、烹坝三处渡口，成为川藏交通的主要渡口。大渡河水流湍急，夏天河水流速都在每秒5米以上，来往客商只有依靠粗大的竹溜索悬渡；冬天雨少水枯，也有用牛皮缝制的皮筏划渡。无论是溜索或皮筏，因马不能渡，所以不仅所载货物数量有限，而且人员过河险情不断，常常货损人亡。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3月，新任四川巡抚能泰奏请在泸水上建铁索桥，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遂征集能工巧匠和民夫，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动工，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1706年5月15日）合拢告竣，前后仅一年多时间。当年8月，康熙皇帝接到能泰的奏报和绘制的铁索桥图，非常高兴，钦定为“泸定”，意为泸水一带已告安定，并题写桥名为“泸定桥”。因此，当地人也称泸定桥为“皇桥”。在以茶马互市的历史年代，泸定桥被誉为“东环泸水三千里，西出盐关第一桥”。
　　泸定桥在历史上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我国西部国防、开发西康交通、促进汉藏贸易等方面曾经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上留下了史诗般的传奇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兵力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中央红军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决定放弃北上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原定计划，转道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中央红军决定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紧接着的长征途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的中央领导层。四渡赤水战役表明，在山高谷深、部队战略机动余地不大的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困难重重。于是红军转道云南调头北上，巧渡金沙江，直插川西。1935年5月，3万红军来到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这里是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太平军4万余众全军覆没的悲惨之地。红军会不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这正是亲临成都指挥“剿共”的蒋介石所希望的，他命令一直尾随着红军的国民党薛岳部紧紧追击，命令川军层层阻击，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全歼中央红军。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但仅有三艘渡船每次来回一小时的速度，全军过渡需要一个月时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然后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奔袭泸定县城，红军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27日晨，左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两昼夜强行军160公里，29日凌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粗大的环环相扣的铁索链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其中9根是底索，两边各两根为护栏。河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935年5月30日，中央在泸定城召开会议。会议决定避开国民党军主力，沿着川康边人烟稀少处爬雪山、过草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派陈云离开部队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此后，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于1935年10月顺利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前线。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中国共产党中央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走过了泸定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是从泸定桥上走过的，走过桥的将军更是不计其数。1935年秋，陈云在上海用“廉臣”的笔名，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语气，写下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介绍红军长征的真实业绩，也对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作了高度评价：“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的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必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采访，取得了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并向英美报刊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史迹也随之在全世界传开来。斯诺从红军英勇卓绝的斗争中预感到：中国社会革命，在一起一伏中，最后终会获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西藏途中，按照刘伯承、邓小平“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命令，在泸定桥上游一公里处修建了大渡河历史上第一座钢索悬挂式的公路桥，刘伯承题写了“大渡河桥”的桥名，朱德题写了“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此后60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渡河上又相继建成了大渡河大桥、康巴大桥等6座造型迥异的公路大桥；两岸人民还修建了7座结构不同的人行便桥，方便往来。现在，川藏两地的交通更为便捷、人员与货物流通更为频繁。
　　泸定桥所蕴含的特殊历史意义以及它的特殊历史地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赞扬。1962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律·长征》诗中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不朽名句。1985年9月，当年走过泸定桥的“红小鬼”、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泸定桥，亲笔题写了“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的联句。1980年在桥畔修建了“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1986年又修建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邓小平题写碑名，聂荣臻题写碑文。褚红色的碑体上镌刻着22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的浮雕头像供人们瞻仰。2001年6月，泸定桥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11月至次年4月，国家文物局对泸定桥的两侧原有的碑文、桥台进行了保护性的加固修缮；对13根铁链也逐环检修，并在9根底链边新增了9根钢缆绳，更换了桥面板，大大增加了索桥的牢度和负载力。
　　如今的泸定县、泸定桥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缅怀。“大渡桥横铁索寒”，300年岁月的泸定桥，像一位不朽的历史老人，记忆了大渡河惊涛骇浪的昨天，见证着泸定城翻天覆地的今天，也必将记录下川西人再创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