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9岁的我在皖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第五教导队学习并任班长兼《学习报》通讯员。
新四军军部在安徽泾县云岭。北偏东是大礼堂、俱乐部、政治部和第八教导队（女队）；向东转弯到中村，这里有支部、教育部、医务室，人员往来频繁；朝东南向前是第七教导队，再往前行东段终点有座祠堂，磨光石和扁形方砖砌成的院墙，两只青石狮子守卫大门左右，这里就是我们第五教导队驻所。
进入第五教导队大门，能看到第三进正厅的墙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刚劲有力大字。第一进是学员们的宿舍，用门板和课桌椅搭成的床铺靠墙两边一字排开，中间有三张饭桌；第二进是有天窗的天井；第三进原是祠堂大厅，现是学员们的课堂。大厅右边墙上是学员自办的墙报，左边贴着学习公约。上课时30多位学员排成三四排呈半圆形，将稻草垫子往大方砖上一放便是凳子，膝盖拱成“人”字形便是桌子。
教员陶白老师就住在小楼上，每天只要上课哨子一响，他就从小楼上下来走上讲台，讲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我记得还有新四军教育部部长薛暮桥，他给我们讲“抗战形势”。我们除了学习文化理论知识外，每天还进行军事操练。
练立正稍息，练摸爬滚打，练爬山坡、跳沟壑、冲开阔地，练进攻、后撤、隐蔽、冲锋，练射击、投掷手榴弹等军事技术，虽然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但非常带劲。晚上，夜自修开始，学员们坐在自己床铺上，交流学习心得，或者练习拆装枪支，学员中只有两支枪，大家轮流学习使用，每个人都要学会拆装枪支。
我们的老指导员是一位江西老表，他喜欢叼着根长长的细竹烟管，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上海知识分子任我们指导员，姓张。他每天忙东忙西闲不住，看见哪个学员空些，就凑上去与他谈谈说说笑笑，随时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发现问题就解决，把我们这支队伍搞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我们的老管家李队长是个苏北来的知识分子，像母亲带孩子般对待我们，急的时候有些结巴，心地很善良。一次，吹号小鬼误了吹号时间，被罚关禁闭，小鬼哭哭闹闹，李队长耐心地跟他谈，结果小鬼服气了，主动关在亭子里认罚。从此，小鬼的号声准时无误，吹得特别嘹亮。
每天天一亮，号角吹响，大家一骨碌起床，将垫底的军毯摊平，被子对角折叠得四四方方，穿好衣服，打好绑带，掼好子弹带，到门口场地集合。我总要将班上每个学员床铺都检查整理一下，所以出去时总是慢一拍。常州小鬼总叫：“乌龟班长快来。”
高个胖胖的宁波人是正排长，较瘦的江西老表是副排长。副排长看着表，集中完毕，声音宏亮喊“立正”，向一旁的李队长报告人数。解散后大家纷纷洗脸，准备吃早饭，早在屋中等候的同学丁星、吴承德叫大家起立，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歌声震荡，振奋着每个革命青年。
这时桌上的盆菜正散发出热气。虽然每天每顿都是一样的“山芋粉丝炒青菜”，但待到歌声刚停，大家立即围坐桌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只听得一片“唰唰”喝粥声。早饭后，紧张的一天就开始了。每天除正常的上下课外，每隔四五天要整队到外面拉练，来回几十里路。
印象深刻的还有两次活动，一次是到军部大礼堂听“平型关大捷”报告，听得每个人都热血沸腾；第二次活动是整队到章家渡滩头迎接周恩来部长和叶挺军长到军部，他们二人坐船从渡口走下跳板踏上滩头时，队伍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们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是很差的，尤其是卫生条件，特别是洗不了澡。有次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到军部访问，大家请她在纸条上签名留念，我也急忙找张白纸请她写“You are a young man”（你是个年轻小伙子）这句话，她将条子递给我时，在我胸口衣服上捉到一只白虱，她笑着用中文说：“哈哈，革命的白虱！”
教导队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每个学员来讲，在这里既锤炼了意志，又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虽然我快100岁了，但在皖南云岭第五教导队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仍深深地刻在脑海中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