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项南同志相处的日子

　　
　　编者的话：本文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徐杰的遗作。他于2016年12月去世，他的女婿王传久根据他的遗愿，将此文发给我们。项南同志是老革命家项与年的儿子，受家庭影响，自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活动，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后于1997年11月去世。本文以朴实的语言，描述了项南同志的崇高品德，值得一读。


　　项南同志逝世十几年了，每当想起与老首长项南同志相处的日子，总是感慨万千。

我是江苏滨海东坎镇人，到安徽淮南工作和生活已经60多年了。我1940年在阜东（今滨海）县入伍，在当战士、侦察员、武工队员时，就有很多机会见到项南同志。1948年2月南下江淮前夕，组织上决定调我给他当警卫员。

当警卫员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称呼问题。项南同志和他的夫人汪志馨配有警卫员、通信员等4名工作人员。项南同志正式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叫我们什么‘长’，就叫名字，叫同志，这样比叫什么‘长’更亲切。”所以在几十年里我们就一直称他们同志，并形成了习惯。

任职不久，项南同志问我上过学没有，接着说：“你给我了解一下住地农民生活情况和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写成书面材料给我看。”后来，我将一个简短的材料送给他，他边看边问，材料上打“×”的地方是什么字？我说掰玉米的“掰”字我不会写。他笑着打手势说：“两个手一分不就是‘掰’字吗。”他又说：“要多学习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可少不了文化。你先买个字典，学习查字，多写多看，这样学得快。”我后来悟出，项南同志用写材料的方法来了解我的文化程度，还手把手教我们学习调查研究，学做群众工作。从此，我们养成了加强学习、注意调查研究的习惯，受益终身。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拉锯”地区，机关流动性比较大，经常转移住地。项南同志总是提醒我们，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尊重群众习惯，遵守群众纪律。他要求我们，每在一地所借的群众铺板、用具，临走前要逐一归还，上好门板，打扫好卫生，水缸挑满。有时，项南同志和我们一道跑几里路以外抬水，因为他个子高，每次他都争着抬后面较重的一端。我们住在洪泽湖北边时，汪志馨同志正怀第二个孩子，快要足月，我们叫她不要忙这忙那，更不要爬高上低的，但她还是坚持忙乎着，临行时总要亲自向老百姓告别道谢。1948年冬季的一天，我们住进老解放区的一个村庄，看到老百姓在忙做年饭，房东还特地为我们包了饺子，我们才想起来春节将至。临行前，项南同志叫挑夫把我们随身带的米袋子（有五六斤重）倒给房东以示感谢。有一次，我们夜过泗阳运河封锁线后走了很久，天亮时临时休息分小组做饭。当大家都期待着喝点稀饭驱走饥寒时，我们组的一锅粥被老百姓吃光了。项南同志知道后对我们说：“这说明老百姓没吃饭，这里的群众被国民党害苦了。我看这样吧，今天早饭就算捐献了，勒勒肚子，跟上队伍，中午再吃吧。”项南夫妇爱护群众，群众也把我们当作自家人。1948年初夏的一天，我们临时住在金湖县小河东的农民家里。晚上，我随项南同志到外村开会，很晚才回来，房东老太太已经为我们备好了洗澡水。

项南同志做群众工作既自然，又活泼。一天下午，他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口琴，叫我将随身带的胡琴、笛子拿出来与汪志馨同志的通信员小王一起演奏。他问我奏什么，我随口说：“梅花三弄吧。”他说：“好啊！”于是，项南同志吹口琴，小王吹笛子，我拉二胡，很合拍地演奏起来。项南同志看我们情绪很高，就说：“不错，再来一个。”这样，我们又合奏了解放军进行曲、苏北民间小调等。后来，我一直好好保管乐器，甚至打仗也没有丢掉。每到驻地，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就与民间文艺爱好者吹拉起来，这无形中成了我们联系群众、搞好群众关系的一个方法了。

项南同志遇事不慌，处变不惊，令人感佩。一次，他带4名干部夜渡高邮湖并在船舱休息，我在船上警戒。船到湖心时起了大风，我担心的是首长在船上，千万别翻船或漂到高邮敌占区，一直陪船工观察掌舵。幸而天亮时我们到达预定地点，我向项南同志汇报夜间险情，他风趣地说：“不知不惊，马克思保佑我们，不会翻船的，我们肩负着重要使命啊！”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一天凌晨，项南同志带我到天（长）扬（州）公路边的一个村庄会晤区乡干部，忽然传来马叫等嘈杂声，来人报告，扬州敌人路过此地去天长，可能在大仪集吃早饭，大家考虑首长安全，显得有些焦急。项南同志沉着地对大家说：“不要紧张，这样吧，趁大雾天气，我们分头离开此地，在××庄上会合。”
　　项南同志关心战友和同志也是有口皆碑。有一次夜行军路途比较远，司令员薛磊配有一匹马，他要项南同志骑，项南同志说：“你腿不好，还是你骑吧。”两人互相谦让，结果谁也不骑。一天下午，我们与敌人遭遇了，薛磊司令员骑上马就向枪声方向奔驰，项南同志立即组织几个同志赶去接应。战斗结束后，薛磊司令员高兴地对项南同志说：“是天长县城敌人去扬州，被我部队拦击，打死几个抓了几个俘虏，我们没有伤亡。”项南同志说：“你是司令员，单枪匹马前往太危险了啊！”关爱之心，溢于言表。

我随项南同志南下江淮时曾提出下连队打敌人的想法。到目的地东南县后不久，领导鉴于我在武工队是排级，研究决定我到203部队三排当排长。三个多月后，项南和汪志馨同志写信给我，赞扬我在打天长邱家湾战斗中，带领战士打死敌人、缴获敌械的战果。后来在六合解放时，他还给了我非常宝贵的一条子弹，再次鼓励我多消灭敌人。

解放后，项南同志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我到淮南负责矿区警备的三营八连任指导员。我因公去合肥时，总要去看望项南夫妇，他们也一直关心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他到北京、福建工作后，还经常写信给我，仅1975年以后就寄来11封信，信中谈情况、谈工作，邀请我全家去作客，特别是对形势的介绍和分析，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工作顺便时，也多次拜望老首长。1961年初秋，我第一次在北京拜望他。他听说我是以淮南市计委副主任身份来汇报一项工程时，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你一直做公安保卫工作，现在搞经济工作，可要重新好好学习啊！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几个孩子一起陪我乘公共汽车去颐和园玩了整整一天。1984年初夏我因公去福州，他派人安排我游览鼓山，晚上他们夫妇俩到我住的闽江饭店接我到食堂吃饭。我们三个人四菜一汤，没有酒水，却非常温馨、随意；餐后又带我去他们陈设简单的住处坐了一会。项南同志回北京工作后，我又去过几次。他们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说：“这是淮南市的徐杰同志，解放前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而不说我是他的警卫员。
　　我离休后，1993年秋去北京，恰逢项南夫妇出国考察，我在他家留了便条。12月7日，项南同志来信为这次没有见面感到遗憾，同时讲了出国见闻，还寄来他们在国外的照片。没想到，这竟是项南同志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每次重读这些充满感情的信，总是勾起我对项南同志的回忆，他那崇高品德和亦师亦友的往事，我将永志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