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写下回忆文章—— 《红小鬼》

　　我的父亲余光茂，出生于1915年，江西崇义人，1930年参加革命，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3军团13团2营机枪连指导员。新中国建立后，父亲担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纪念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时任20军军长的父亲口述，由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王昊整理写成《红小鬼》一文，先后发表在《人民画报》《星火燎原丛刊》等杂志上，并有汉、蒙、维、朝以及俄、英、日、西等12种文字的译本，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将这篇文章转发如下。

长征中，部队减员是惊人的。过夹金山前红十五、十三两团合编时，一千五百余人的红十五团，只剩下三百人左右，缩编为红十三团第二营。过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从红四方面军拨来了两个连，才使我们营的人员增加到五百人左右。 当时我在第二营机枪连当指导员。从红四方面军调来我连的战士中，有不少是通南巴革命根据地来的四川小鬼，我们连部的几个小勤务员就是从这些新编来的战士中挑选的。

“你几岁？”我问刚分配来的那个勤务员。“十四岁”，他敏捷而老练地回答。 我望着这小鬼，他个子特别矮小，但是胖胖的圆脸上显露着机灵，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很早就参加劳动，过惯艰苦生活的穷孩子。 “编到这里来，有意见吗？”我又问。 “到中央红军来，是光荣事嘛！”他虽然尽量装得大人气一些，但不时用舌尖舔着嘴唇，流露着孩子的稚气。我想笑，他却又一本正经地加上一句：“我知道，现在都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了。”
在芦花，说是休整，其实是做过草地的准备。在那个只有几间木屋和石头房子的藏民区里，粮、鞋和皮背心的筹备实在是艰难到没法想象的地步。我们几个连的干部，整天为这事东奔西跑。每当我精疲力尽地回到连部时，开水送来了，青稞麦糊在桌子上冒着热气。这个十四岁的小勤务员，多会体贴人哪！ 把青稞麦割下晒干，炒熟又捣成面，把羊皮缝成背心，用羊皮做成鞋子，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工作。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小勤务员是我最好的帮手。他总是一声不吭，闷头苦干，做得又快又好。

过草地的行动开始了。在行军途中，我偶然发现小勤务员背的干粮袋比别人的短一半。 “为什么背这么点？”我问。 “我人小吃得少。”他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他不是嫌重，他不愿背十五斤炒面，是怕自己累坏了会给别人添麻烦。可是事到如今，这能怪他吗？他无法理解过草地是怎样的艰难，不懂得十五斤炒面对生命有多大价值。可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向他讲清楚，这真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草地，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和水，看不见泥土，没有人迹，没有树木，也没有路。 第三天，我发现小勤务员的粮袋越发短了，而且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在掏炒面吃，怎么一点儿不知爱惜粮食呢？“你这样怎么行？”我责备他，“走着，走着，就想吃。吃光了，以后怎么办？草地还这么远。” 小勤务员低头不响，好像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我当时真有点生气了：平时很好的孩子，现在这样不听话。我想把他的炒面控制起来，便伸过手去拿粮袋，他双手紧护着，连声说：“你背的东西太多了，不能给你呀，我以后不吃就是了。” 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已闪着泪花，心里立刻一热，手便松开了。 草地上的行军，还长哩，有些战士已经没有余粮了，小勤务员的炒面也吃光了。我立即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大家都表示了很好的态度，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帮助同志们克服困难，都纷纷把自己的炒面分出一部分，帮助缺粮的同志。我心里很清楚，这分出来的不仅是一两碗干粮，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呵！

休息以后，我从班里回到连部，小勤务员已经把饭盒里的炒面糊烧熟了。吃饭的时侯，他不断地望着我，慢慢地吃着。等到我吃完了，他的一碗炒面刚动一点，也放下“筷子”，把饭盒收拾起来。“为什么吃得这样少？”“我错了，指导员，我不该把干粮都吃光，现在吃你们的……”他哽咽着没有说下去。“要懂得节约，可也不能吃这么点。”我怜惜他，但没有减轻内心里对他以前“浪费”行为的不满。 从此以后，小鬼变了，胖胖的圆脸变尖了，整天不说话。一到休息地，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搞来大捧的野菜，和上炒面，默默地点燃枯草烧着。吃自己背的干粮，他那样满不在乎，可吃别人的，他却这样珍惜，我隐约地感到在这颗尚未成熟的心灵上，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有一天，部队在小休息，小鬼不见了。文书说他掉队了。我一直向来路上望着，等到部队又继续前进的时候，才看见他一拐一颠地往前晃。他一发现我在等着，就装作没事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走上来。“你怎么了？”我问。“没什么呀！”他黄瘦的脸上还装着很平静的样子。 “脚起泡了？”“没有。”我不信，强制他把牛皮鞋脱下来。哎呀！我惊呆了，原来他的脚烂成这个样子：皮脱去了，鲜红的肉翻露出来，周围凝着紫色的血痂，痂里又渗着鲜血，显然这已经不止一天了。这一刹那，我全明白了：他不住地吃干粮，是因为这脚不能担负更多的重量，是为了避免同志们知道他脚坏了而替他操心。这是多么倔强的小鬼呀，可我不但没有及时地了解这个情况，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反而还对他不满，批评他……

我越想越痛苦，觉得内心受着严厉的谴责，鼻子一阵发酸。“指导员，没关系，我能走，能到抗日前线去！”“对，要走，我背你。”不知是受这孩子感动，还是为了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我伸出了双手。“指导员，不要，不要。”他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开了。我不管他怎样挣扎，还是背上他走了。第二天我又背了他一阵子。在休息吃饭的时候，小鬼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我正在纳闷，忽然他喊了我一声，我看他眼睛闪着光，慢慢地问我：“草地就要过完了？”“就要过完了。”“那好。”他又想了想说：“把我送到营部收容队去吧。”“熬着，小鬼。”“我一定熬着。但还是到收容队去好，指导员，你太辛苦了！”“出了草地就好了。”我想安慰他，却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我知道背着、扶着小鬼，也的确影响我的工作，于是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把他送到了收容队，临走前我又掏出一碗炒面给了他。谁知他还是那样固执，又把炒面推回来，说：“指导员，你比我要紧，你拿着……”我没让他再说下去，把炒面袋塞到他的怀里回身就走了。“指导员！”他喊着。 我回过头去，只见他扶着树棍站了起来，眼里含着泪水：“我没有完成任务，指导员，你就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吧！” 没完成任务的是他，还是我？我心里痛苦极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看到这个小鬼，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出草地。每当回忆起长征途中的人和事，每当听到浓重的四川口音时，我总要想起那个红小鬼，想起那时我对他没有及时尽到照顾的责任，内心总是受着强烈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