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期●纪念周恩来120周年诞辰●

寄希望于上海

——追忆周恩来对上海的关怀与嘱托

作者:张文清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120周年诞辰。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人,在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进程中,在全世界和平进步事业中,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敬仰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由于上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周恩来一生有着密切联系,在上海这片热土上,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都留下了周恩来的不朽身影和足迹,凝聚了许许多多值得后人传颂的故事。

上海要“成为全国的先进城市”
  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上深情地说:上海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有各方面的专家,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这个“希望”,表达了他对上海人民的无比信任,也是他对上海人民的嘱托。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期望而不懈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克服重重困难,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时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贯彻周恩来倡导的“全国一盘棋”,竭尽全力积极为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也始终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大力帮助。

上海刚解放的一段时间里,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是要改变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二是要克服美、蒋对上海封锁轰炸造成的困难;三是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说:中国的半殖民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像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运到外国的市场去推销。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经济结构也应该变了,要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加上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就会产生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特别是那些奢侈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倒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人失业。针对这些情况,周恩来指出:“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周恩来把解决上海困难放到全局上去考虑。1949年7月1 6日,他批发中共中央致各地区财委电,指出,中央委派陈云到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希望会议能“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碰到的困难与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的问题。周恩来指出:“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利润。假如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城乡关系上,周恩来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工业发展了,才有力量领导乡村,我们的政治任务才能实现。”上海解放时,全市有私营工厂20164家,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3.1%,但大多数私营工厂陷于困境,开工率只有20~30%。上海人民认真贯彻周恩来提出的指导思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方面用政策扶持,从资金原材料上帮助工厂;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节衣缩食,自愿降低工资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使私营工厂逐步走出困境,不仅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且还获得了恢复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恢复时期克服困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时期同样要依靠工人阶级。1956年7月,周恩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眼见的是工人们干劲十足,但操作的设备非常落后,他希望工厂领导依靠工人群众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事隔两年之后,当他再次视察上海钢铁企业时,工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高度称赞上海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在上钢三厂,他充分肯定了用小机床加工中板轧机大机架的技术改造成果,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精神。”得到周恩来肯定的这一精神,很快在各条战线推广,于是,在全市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在永鑫钢管厂,周恩来看到一个弄堂小厂自制土设备居然能加工出无缝钢管,他称赞说:“这是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周恩来把实现全国范围的大协作誉为“全国一盘棋”。他指出:“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尽可能满足国家需要。”“全国一盘棋”,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和指导经济建设的基点。周恩来倡导的“全国一盘棋”思想,着眼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支持,以达到全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体现了周恩来在处理全国各地关系上的卓越才能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
“全国一盘棋”在上海的具体体现,就是: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更要支援全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生产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市区的粮食和副食品,基本上是依靠兄弟省市支援的。在这方面,周恩来亲自对上海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帮助工作。上海刚解放时,城市粮食、煤炭供应的缺口很大,中央通过全力协调,四面八方支援上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首批粮食就运进上海。由于全国支援,在上海解放初最困难的日子里,从未发生过缺粮的情况。煤炭是运入上海的最大宗的物资,解决煤炭的关键是交通运输。为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周恩来指示把山东境内一段长120公里的铁轨搬到安徽,开辟合肥至裕溪口的路段,实现用长江航道组织水陆联运安徽煤炭抵沪,“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除了粮食、煤炭的支援外,还陆续从华北、西北、华中、苏北、浙江等地,调运棉花等工业原料供应上海,以保证上海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对于上海支援全国,一是物质产品,二是建设人才,三是迁厂迁店,四是教育科技事业。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200亿元左右。这个时期,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设备。 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入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50万人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1/5。几乎全国所有在建的重点工程中,都挥洒着上海支援职工的劳动汗水。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约1000多家工厂有支内任务,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地。

上海与沿海地区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

1956年,毛泽东率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集中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恰当地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周恩来身体力行将《论十大关系》的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生产力分布问题时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5年内上海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一五”时期与沿海工业基础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上海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及时地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针对这一重大变化,周恩来在总结“一五”计划时指出,“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沿海工业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一经确定,上海势必成为周恩来最为关注的城市。1956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上海工业方针。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对这一方针给予充分肯定。不久,周恩来对如何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周恩来的这一意见,进一步使上海明确了充分利用什么,怎样去合理发展的问题。

交通是实施城市功能的基本条件,上海的隧道和地铁,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艰难起步的。为了解决上海浦东、浦西过江难的问题,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第一条黄浦江越江隧道的建设,并到实地视察,对隧道的进出口及长度、高度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打浦桥地区的越江隧道于1965年动工兴建,到1971年建成通车,实现了浦东、浦西地下沟通的梦想。筹建上海地下铁路工程,从50年代一开始,就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亲自视察了施工现场,并对地铁建设者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了“地方出钱,中央帮助,每年搞一二公里”的设想。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中更是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他曾几度视察钢铁企业,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为了解决上海炼钢缺铁的困难,排除干扰,亲自过问梅山工程。

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下,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不但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焕发了青春,发展成为全国的钢和钢材生产基地,重要的机电、电子仪表、汽车、机械、无机及石油化工等基地;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到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上海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首次公开发布:“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讲话将农业现代化的位置提到第一位,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还强调了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个重要的讲话为什么先在上海讲?我们所能诠释的是,他寄希望于上海。正如他在讲话中期望的:“上海,作为我们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

上海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约占全国半数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众多著名的科研人员。到60年代初期,上海已初步形成了能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科研体系,开拓了若干新技术领域,培养壮大了科技队伍,研制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高、精、尖”的产品。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上海的科技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1963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把上海建设成我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为贯彻会议精神,上海制定了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了发展目标。1965年初,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特意抽出时间,专门听取了制订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汇报,还在原计划基础上,亲自建议加上新型炸药、高级染料和高效避孕药等三项当时急需的项目,使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新技术由15项扩展到1 8项。

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国发展核事业的目的之一,也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就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要搞核电站。他在接见上海市代表时指出,要解决上海的能源问题,从长远看要靠核电,上海要建核电站,我支持你们。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1970年初,上海成立专门负责建造核电站的“728”工程领导小组,开始了核电站的设计、筹建工作。上海核电站工程的进展,始终得到周恩来的关注,先后三次在北京听取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1983年6月1日,由周恩来生前亲自批准的上海秦山核电站正式动工,经过近千家单位协作,上万名科技工作者的8年努力,终于在1991年12月1 5日建成,并网发电。它的建成,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站的历史,使我国成为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和瑞典之后,第七个能够独立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上海也成为我国设计、研制核电站设备的重要基地。周恩来总理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