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四军的创建及其战略策略指导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抗战武装力量之一，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纵横驰骋在江淮大地，英勇战斗在大江南北，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敌后创建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创建及对其所做的战略策略指导中，周恩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举荐叶挺，使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为新四军出现转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先曾率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多次谈判， 终于在日军全面侵华又发动淞沪战争之后的1937年8月下旬，国共两党达成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协议。当时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散布在8省15个地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是我们党在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宝贵的革命武装力量。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先行分别同国民党地方进行谈判和改编事宜。为此，周恩来在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中，提出组建统一部队的问题。

蒋介石一开始坚决拒绝承认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存在，还发兵“清剿”，以后，因形势所迫虽停止“清剿”，仍要求各红军游击队分散归并国民党地方统辖。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几经周折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在1937年10月初，达成了统一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协议。

之后，关于新四军的军长人选，即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敏感问题，关于提名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一职，这是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首先提出的。

周恩来与叶挺早在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就已相识。1925年9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负责指导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就把这一任务交给正好从苏联红军学校学成回到广州的叶挺，并由叶任团长，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武装。该团担任北伐先锋，威名远扬，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其所率第24师为起义主力部队之一。之后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叶挺等曾负责护送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历险至香港。12月，叶挺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没想到米夫等人对他横加责难，百般冷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归来暂居上海，准备寻找机会抗日杀敌。8月，正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离别十年之久的叶挺。他认真倾听了叶挺对共产国际不公正处理的诉说，认为叶尽管脱离过共产党，但考察其态度和立场，会接受党的领导，国民党未必会拒绝由叶来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于是，他便向叶提出由其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当时叶尽管感到责任重大，工作艰巨，但还是欣然同意了。

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职务，打开了国共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谈判的僵局，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挫败了国民党方面欲借叶挺之手，掌控新四军的险恶阴谋。因此，可以看出，周恩来最早提议由叶挺出面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负领导责任，是有全局的战略眼光、政治的敏锐性和坚持原则下的灵活性的，这对新四军能够比较顺利地组建及其以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审时度势,正确确定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新四军除了要在敌后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在这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确定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关乎新四军发展的大局。

1938年9月初，周恩来与叶剑英致电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要其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称此举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当月又根据武汉危急情况，再电已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的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彭接电后，即于次日率部300多人从竹沟誓师东征，进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为新四军第4、第5师的组建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周恩来此时的两个电示，主要是解决新四军之一部的发展方向，那么次年3月他的皖南之行，则是从全局出发，解决新四军整体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周恩来之所以远赴皖南，是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迟迟不能将部队部署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开展游击战争，以致坐失良机。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后，经调查研究、听取汇报，清楚地认识到皖南新四军极为不利的处境：一面临敌，三面受国民党军队限制，活动范围仅为宽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一旦情况有变，其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在掌握实情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于3月在干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

首先，他指出沦陷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对于争取抗战胜利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这里不仅是敌后，更主要的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他说：尽管中国的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所以他强调指出：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其次，他指出新四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根据就在于：新四军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吃苦耐劳的特长；愈能够深入到民众中间并紧紧地依靠他们，愈能够创造根据地和保障我们的发展；愈是复杂的情形，愈能够发展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愈有江南江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政府、民众团体等同我们竞赛，愈能够锻炼我们；愈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愈能够影响全国以至于全世界。周恩来对这六条理由的深刻分析，在充分展示新四军发展前途的同时，亦直击项英不敢在敌后放手大胆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症结。当然，周恩来也清楚地看到存在的困难，诸如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不断地研究新的策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活动的区域有限；在地形、交通方面存在不利因素；江南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有利；新四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国民党及其军队会极力限制新四军发展等。对此，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借鉴历史经验，顾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明确指出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和方针。这就是一要坚持游击战争，以战争的胜利来克服困难；二要坚持统一战线，以其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三要坚持强大自己，如此才便于在大江南北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四要坚持深入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以至不当汉奸的上层分子；五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使其感到我们是可以合作的朋友。

再次，他指出要正确把握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提出在敌后地区确定发展方向时必须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第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第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他坚定而明确地说：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依据这些原则，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所称“向南巩固”，即指应巩固皖南的军部所在地和苏南的茅山根据地，并警惕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所称“向东作战”，即指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以此极大地影响国际国内；所称“向北发展”，即指多抽调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论述，符合中央发展华中地区的战略方针和新四军的实际状况，因之得到新四军广大干部的赞同。

应对皖南事变,提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正确策略

在皖南事变期间及其前后，周恩来在重庆既深入揭露和公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及行动，又密切观察形势和有关各方动态，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应对逆流的策略。

其一，建议中央电复何、白“皓电”，以主动争取舆论同情。1940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认为何应钦、白崇禧以最后通牒形式，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皓电”，已表示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共决心。于是，他在深入了解国民党顽固势力反共阴谋，以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接到围攻新四军密令的同时，极为关注处于险境中的皖南新四军命运。10月18日，他向叶挺、项英发电，告诉他们蒋介石、何应钦逼新四军渡江之决定是决不会取消的，因此急应一方面抢渡一部，另一方面也应向顾祝同发出威胁，说明如相逼过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或可使顾在执行蒋、何密令时有所顾忌，以方便我转移。之后，他又于11月初致电毛泽东，分析蒋介石在此时反共的国际背景及其心态，并作出判断，称“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局部‘剿共’战争会开始”。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能够推延“剿共”战争的爆发和友党关系的破裂，以便抢先暴露蒋之阴谋而推动抗战，这是有可能的。为此他建议；“欲推延，唯一可能的办法，必须作表面的服从，实际的某些让步(指退出江南)，以某些让步避免某些损失，争取政治影响，便于我们准备布置和争取同情中间分子及分化顽固势力。”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周恩来致电中央分析了上中下三种对策，提出：“破裂的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何者对全局有利，速行决策电示。”周恩来所提三策的共同点，是要公开电答何、白，这在策略上是高明的，有利于争取舆论，团结各方朋友。其中答应新四军渡江北移，这在战略上更是以退为进，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

毛泽东和中央仔细研究了周恩来的意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决定采纳其上策。11月9日，中央用朱、彭、叶、项名义，对“皓电”公开作出答复。其中既坚决驳斥“皓电”对新四军的造谣攻击，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联合抗日大局，决定江南新四军正规部队“遵令北移”，而对于新四军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此举有理有利有节，在各方面引起广泛反响，不但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还使反共顽固势力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周恩来在向中央提出建议的同时，在重庆还广做统一战线工作，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共诚意合作、顾全大局的立场，并揭露顽固势力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的险恶用心。

其二，建议中央揭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哄骗”，力争新四军日后发展的有利地位。11月后，周恩来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北移问题，要求国民党停止在皖北、苏北的军事行动，否则应负国共破裂责任，声明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并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给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以补给。当12月25日蒋介石突然约请周恩来谈话后，周即敏锐地觉察到在蒋介石一连串“好话”的背后，隐藏着凶险的阴谋。于是，他即将蒋的谈话内容电告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12月29日再电中央，建议有力揭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哄骗”，即所谓军事可与政治分开；局部冲突不致影响全部；国内冲突不致影响抗战；内战不致影响外交；甚至反共还可与团结并存等。周恩来的上述策略建议，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其三，努力挽救新四军危局，提出打退反共逆流的应变策略。尽管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反共军事行动，撤退包围新四军的部队，但蒋竟置此呼吁于不顾，反下令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迅速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当周恩来获悉皖南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和攻击之时，即向蒋等提出严重抗议，而且还直接向蒋写信，要他立刻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不能，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当新四军皖南失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悍然宣布解散新四军时，他更是义愤填膺，不但打电话痛斥何应钦，而且利用《新华日报》揭露顽固派围歼新四军的真相，抗议其反共行动。

在此严重危机情况下，如何扭转时局，争取中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周恩来在1941年2月19日，与董必武等联电中央，认为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尚未完结，我们的对策似仍宜采取让步的两面政策，利用各种矛盾以击破之，为此他建议：1、政治上全面进攻，即广泛宣传国民党军队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用新四军各支队将领名义发表通电，反抗军委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编制，释放叶挺等，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不论得失与否，新四军决在原地坚持抗战，不受任何乱命；用八路军将领名义发表通电，声援新四军；延安发表广播谈话；对顽固派以压的办法；对中间派，以内战及我们并不怕破裂吓他们，使其由忧虑而积极反对内战，认清蒋的面目；对进步派鼓励他们积极起来奋斗，发动各种方式抗议国民党的分裂行为。2、军事上局部反攻，即山东以南均用新四军名义实行局部反攻；华北地区尽可能抽兵南下，亦均用新四军名义参加反攻，打反共军；李先念支队必须突破包围及夹击，并反过来威胁向我进攻之反共军；如蒋在军事上最后放弃两面政策，公开全面“剿共”，则我们一切有准备，便可实行全面反攻，突入其后方。

周恩来提出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决策彻底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对于新四军的重建与发展，在战略与策略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他又通过围绕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退却，宣布此后再无“剿共的军事”。另外，新四军虽被撤销番号，并被宣布为非法，但新四军在重建军部后进一步发展壮大，继续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之一。

以上所论，仅是周恩来在新四军创建及其所做战略策略指导诸方面的重大贡献。实际上，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以及促成叶、项团结等方面，周恩来也都给予热忱的关心与实际的指导。周恩来的所有这些历史功绩，都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