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邹韬奋最诚挚的朋友

 近代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是周恩来在新闻出版界的好朋友。韬奋所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和他参与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得周恩来的重视和赞赏。因此，韬奋把周恩来看作最诚挚的朋友。
　　一
　　1938年2月下旬，韬奋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拜访了周恩来。他们一见如故。周恩来对韬奋说：“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他还称赞韬奋撰写的《萍踪忆语》亲切有味、内容丰富。

周恩来爽朗亲切，诱导启发,精辟的分析，透彻独到的见解，给韬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认真地听取韬奋对形势的看法，以及今后工作的安排，还仔细地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还关切地询问了韬奋出狱后的身体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周恩来表现得怒不可遏，作了严厉的斥责。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紧握着韬奋的手，情深意切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 ，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韬奋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不加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几天后，周恩来就为生活书店同人作了题为《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给全店职工极大的鼓舞。这是党的负责同志首次给生活书店职工作报告。周恩来的热情真挚使韬奋深受感动。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不久，韬奋直接向周恩来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

此后，韬奋和周恩来的交往日益密切，从他那里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韬奋等各抗日党派的领导人共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韬奋也积极参加周恩来出面举办的活动。1938年5月间，周恩来应韬奋的邀请，第二次到生活书店作形势报告； 之后，又到书店来作“目前抗战形势”的报告。每一次见面，彼此都是亲切坦诚，谈笑自如。他们的情谊也日渐深厚。
　　二
　　到了重庆以后，韬奋和周恩来的接触就更多了。韬奋经常去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向他请教政治问题，有时周恩来也通过邓颖超出面邀请韬奋和夫人沈粹缜一起到家里作客。

当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周恩来也常应邀出席。在书店全体人员和家属欢聚的会场上,他总是像谈家常一样,纵谈政治军事形势、国共两党谈判情形。他亲切、生动而又富于说服力的讲话,使大家感到心里亮堂，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每次讲完话，他总要同韬奋细语告别。1939年6月9日，周恩来针对汉口、广州失陷后的形势，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了题为《抗战第二期的文化工作》的报告，使书店同人及时地听到党的声音，提高了觉悟。

韬奋在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中，进一步认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它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政党。有一次韬奋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仍然要他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并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 韬奋对周恩来怀着无限敬仰的情愫,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嘱托，自觉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和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共同作战。据韬奋的次子邹竞蒙回忆，有一次韬奋发了高烧，病得很厉害。周恩来获悉后，亲自前来探望。他弯下腰，详细地询问了病情，并在床前坐了很久。皖南事变后韬奋和家人先后离开了重庆。邹竞蒙在桂林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逃难回到了重庆，是周恩来把他安排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后又亲自把他带到了延安。

韬奋对于党所领导的敌后各解放区的民主建设，从一开始就十分向往。1938年10月,他就曾经向党提出要求：在陕甘宁和敌后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以便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工作。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邀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店的负责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告诉他们可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当年九十月间，三家书店就派出专人带了一部分纸型和资金，辗转到了晋东南开设华北书店；以后又派专人前往延安。在重庆的三店负责人,从此也就定期经常碰头，共商三店坚持大后方斗争和继续向敌后发展出版工作的有关问题。

针对一些青年同志不安心在大后方工作，想要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特意约了书店党支部的负责人谈话，勉励支部同志要耐心在同人中间做思想工作，要全力支持韬奋办好生活书店，在同事中间要讲团结。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1940年11、12月间，周恩来多次到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寓所与各界知名人士晤谈时局，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情况，韬奋几乎每次都参加。周恩来的讲话，使韬奋对迎面逼来的严峻形势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韬奋的迫害达到了顶点。他和数百位同人历时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50多处生活书店分店，被国民党一个个连续毁掉。有一天，他曾接连收到8处书店被查封的电报。这时的情况十分清楚，如果不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全部事业就要被毁。韬奋坚持革命立场，始终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对于书店如何做好隐蔽疏散等工作，周恩来又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当年2月10日晚上，韬奋和沈粹缜一起到曾家岩50号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切接待了他们。周恩来和韬奋走进里间谈话，邓颖超则陪着沈粹缜在外间会客室聊天。当时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也进行残酷的摧残。生活书店仅留下重庆一个分店，其他地方的分店全都被封闭或限期停业。周恩来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指示韬奋为维护进步出版事业，继续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求发展，要求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的原则和办法分别部署，并指示生活书店总的领导机构迁往香港，对干部要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周恩来还和韬奋商量了韬奋个人的去向问题以及今后如何继续斗争的问题。这是韬奋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见面。

1941年2月25日凌晨，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并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这里，韬奋所进行的抗日宣传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

同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党立即设法营救陷入虎口的大批进步人士。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之始,周恩来即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帮助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特别提出了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等人离港。次日，周恩来又电廖承志等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帮助撤退在港朋友的撤离方向及具体办法

1942年1月，韬奋经党营救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他和徐伯昕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计划。1942年8月，徐伯昕带着和韬奋商定的方案，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周恩来听汇报后着重指出,在投资合营或化名自营的机构中，有必要区分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生活书店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具体意见,作了具体的部署。后来韬奋曾经说过：“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三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10月1日,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在重庆举行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周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写道：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亡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逐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伤神。

1944年11月的某一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窑洞会议室举行的延安各界追悼韬奋逝世大会筹备会上，周恩来首先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政治局已正式讨论通过，接受韬奋先生临终请求，追认韬奋为中共党员，并引为吾党光荣！”随后，他介绍了韬奋的事迹，指出：“韬奋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典范，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1949年7月，周恩来为纪念韬奋逝世五周年亲笔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