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新四军军歌》从抗战唱到今天

一

何士德1910年11月15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县。他的父亲何兰史是县城小学的语文老师。在何士德五六岁时，就教他读《三字经》《弟子规》，以书本知识唤醒天性，唤醒心灵，开发智慧。何士德上小学时门门功课都是优，在广州培英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弹钢琴，课余时间参加唱诗班。1931年，他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去广州协和神经科大学学习和图书馆的工作，辗转千里来到上海，考上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何士德除了学音乐还关注国家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何士德作为上海市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为了唤醒民众抗日意识，何士德创作了四声部合唱《青年们起来》，在中华基督教会洪钟乐社演唱，在数次民众大会上演唱。为了让上海人学会唱这支歌，何士德深入学校、工厂、街道教唱。这支歌充满了爱国情、民族情，易记易唱，很快便在上海民众中传唱。《青年们起来》是何士德的成名作，这一年他24岁。

由于经常在上海闹市区教民众唱抗日歌曲，何士德名声大振，母校新华艺专师生们邀请他回母校当音乐系指挥。回到母校工作不久，上海美专派人请他到美专任音乐系教授。在美专除了教学生作曲理论，还教大家唱《大刀进行曲》《救亡曲》《抗敌歌》《毕业歌》等等。他自己花钱买蜡纸，自己刻字和印刷，发给大家看着歌词学唱。有人觉得他这样极其辛苦，没有太大的必要。他回答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这些滚烫的抗战歌词记在心上，溶化在血液中，一旦有机会就义不容辞地奔赴抗日最前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出力立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中国空军轰炸重创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何士德和音乐家麦新连夜奋战，创作了《中国空军战歌》，很快在工人、学生中传唱开来。

1937年12月，何士德得知新四军在武汉成立，军部即将开赴南昌，他便请熟人介绍，赶到南昌。在军部，他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和组织部长李子芳。正在南昌的陈毅也找他谈话，对他说，新四军需要歌声鼓舞士气，需要音乐家，但是新四军刚建，南昌工作需要何士德留下，希望他等一段时间再回军部工作。

听从陈毅的话，何士德正式参加了新四军，暂时留南昌协助办事处团结影响广大青年。何士德手提喇叭在南昌街头唱歌，宣传新四军抗日主张，流亡到南昌的上海、北京、南京、杭州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军。他从中挑选了一大批大学音乐老师和学生，组成了新四军文化队，教他们唱抗日歌曲，用歌声唤醒民众不当亡国奴，迅速投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移驻安徽云岭。何士德因要接待来自全国加入新四军的人员，暂留南昌一段时间。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何士德在江西警察大礼堂组织了数十场文艺节目，向南昌民众公开演出，文艺节目以歌咏为主。每次演出，都由他指挥演唱抗日歌曲。歌声激起了听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博得了持久不息的掌声。应广大民众要求，他组织成立了以大中学生为主的歌咏协会，为了让歌咏协会常有新歌，何士德不顾白天工作的劳累，经常挑灯夜战，连续创作了《挖战壕》《义卖歌》等新歌曲。

二　　1938年7月14日，何士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节过后，黄道根据国民党顽固派在南昌处处限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活动的种种迹象，以及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何士德的情况，决定采取措施保护何士德。他对何士德说：“南昌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劣了，你不适宜在这里教唱抗日歌曲。新四军军部也发来电报，要你到皖南军部工作。”

何士德听从组织安排，换上便衣，坐长途汽车来到安徽太平县的新四军兵站，兵站同志告诉他，周恩来副主席昨天也经太平兵站到云岭军部去了。何士德一听周恩来也去了云岭，心中一阵激动，他曾听说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又是积极筹划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这次到皖南能见到这位杰出人物，是他最大的荣幸。

何士德来到云岭，先到中共东南分局报到，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接见了他。接着，领着他来到军部。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组织部长李子芳接见并和他作了交谈。项副军长说，在他来之前，军部就决定由他担任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文化队的业务和政治由军政治部领导，行政管理方面委托教导总队代管。

第二天，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云岭陈家大祠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袁国平主任宣布，欢迎周恩来同志莅临新四军指导工作，同时欢迎著名音乐家何士德到新四军工作。袁国平致欢迎词后，周恩来同志讲话。接着，大家欢迎何士德唱歌。何士德当即引吭高歌，唱了《八百壮士》。他那浑厚雄壮的歌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在偌大的古建筑中回响。

4月初，文化队录取了80多位男女学员，学习音乐、戏剧、文艺、政治理论和军事。何士德对这批具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倾注了全部心血。从发声、识简谱教起，一直到作曲、指挥，夜以继日。不久，学员们就将几十首歌曲唱会了，正在皖南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陈家大祠堂听了文化队演唱的《国际歌》后，兴奋地连声称赞：“奇迹！奇迹！新四军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抗敌歌》，同样是文化队受欢迎的演出节目。何士德到皖南，先后培训了五六批文艺骨干，被分配到各战地服务团，对活跃部队的文化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自新四军创建后，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军部领导，经常考虑和议论要创作一首军歌，来激励和鼓舞部队士气和斗志。周恩来来云岭军部时，叶挺、项英向他汇报工作提到这个想法，周恩来表示赞同，还说，你们新四军音乐人才济济，陈毅会写词，何士德会作曲，创作军歌的作者就在你们身边。

军部在云岭召开参谋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一再提意见，说新四军创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各个支队挺进敌后，取得了蒋家河口伏击战、韦冈伏击战等等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屡创日伪军，大长我军军威，但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一首自己的军歌。从苏南敌后来到云岭军部开会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此意见非常赞同。他慷慨万分地表示，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军歌，在革命队伍里唱革命歌曲的意义重大。

叶挺、项英、袁国平都知道陈毅是一位诗人，便在会上要陈毅撰写新四军军歌的歌词。时年38岁的陈毅，风华正茂，他欣然应允承担创作军歌歌词的任务。他用新诗形式写出了题名为《十年》的军歌歌词初稿。项英召开了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和秘书长李一氓、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等参加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会后，陈毅综合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谱曲的任务当然是由何士德来承担，他深感责任重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思考着，琢磨着。经过五个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他觉得曲子终于可以拿出来了，将谱好的《新四军军歌》交给文化队试唱。

1939年7月1日，军部在陈家祠堂举行庆祝党的18周年生日晚会，军部首长和所有参加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兴奋地听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演唱的《新四军军歌》。当何士德的指挥捧落下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嘹亮歌声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极富鼓动性、战斗性，战士们唱起它，顿时产生一股力量，浑身热血沸腾，产生极大的战斗力。此后的几十年，它成为许多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四军的电影配乐，总离不开《新四军军歌》的旋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长期以它开头的一句作为“开始曲”。皖南军部旧址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泾县革命烈士纪念碑都刻上了《新四军军歌》，以示永久纪念。

三　　

因创作军歌有功，何士德被提升为军部文艺科科长。担任科长后，他白天深入部队和机关检查文化工作，晚上便在油灯下创作歌曲。在云岭，他独立创作，有时也同其他同志合作创作，先后创作了《反扫荡》《繁昌之战》《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等十多首歌曲。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新四军的英雄业绩和英雄气慨。

1940年10月，叶挺指挥驻云岭新四军教导队、特务营和机关干部，攻入泾县城，打跑了日军。何士德在参加打扫战场时，搜集战士们的战斗事迹，很快就写出了《胜利归来》《保卫皖南》等歌曲，在“泾县战斗祝捷大会”上演出，并派服务团团员到各部队教唱。皖南事变后，何士德同沈西蒙等创作了《新四军万岁》《当兵把仇报》等歌曲，在各部队传唱。

1941年7月，日军出动万余人，对军部驻地进行“扫荡”。时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的何士德和院领导一起，带着部分师生向北（建湖方向）转移。他们避开大路，专走小道，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竟无一人伤亡（华中鲁艺往南转移的师生伤亡惨重）。陈毅代军长见了他特别高兴，颇有感触地说：“何士德真是能文能武啊！”陈毅见何士德的鞋子破了，特地送了一双鞋给他，让他甚为感动。

反“扫荡”战斗结束后，何士德被任命为军部鲁艺文工团团长，形势缓和时，他与贺绿汀商量教学课程，由贺绿汀讲授和声学、作曲法等课，何士德讲授指挥法、发声法等课。这样，连续讲授半年后，许多团员学会了写词谱曲，创作了近百首歌曲。

1942年12月，军部接到中央组织部来电，说为了加强延安鲁艺领导，要何士德迅速赶到延安任职。何士德立即向有关领导交待了工作，便匆匆上路。到鲁艺后，他便参加了大生产，后任戏剧音乐系第一期学习班主任。在延安欢迎外宾的晚会上，他指挥“鲁艺”合唱队唱了《黄河大合唱》，博得了外宾的好评。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时，陈毅向毛泽东推荐说：“我们这里有位音乐家何士德同志。”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请何士德同志在七大开幕式上指挥到会代表唱《国际歌》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的七大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是由何士德指挥到会代表唱《国际歌》。

抗战胜利后，何士德加入了进军东北的队伍。他的全部行李是一把心爱的小提琴和几件衣服。到了东北，他立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1946年11月，何士德调到新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负责为电影制作插曲和培养音乐人才。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桥》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接着，他和苏民合写了故事片《光芒万丈》的音乐。他还谱写了分辑纪录片《民主东北》等的音乐和两首四部合唱《胜利在望》等。

新中国成立后，何士德被调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音乐组长，几天后又被任命为处长，并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他为中苏合拍的《解放了的中国》纪录片作曲，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渡江战役部分作曲，还为短片《故宫》《长江》作曲，受到了导演格拉西莫夫的称赞。由于《解放了的中国》音乐创作的成就，何士德获得了苏联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他将全部奖金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接着，他还为故事片《林家铺子》创作插曲，为《反对细菌战》《春城秋色》纪录片配乐。正当他雄心勃勃、潜心创作时，厄运开始降临，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何士德被撤职，开除了党籍。此后又经历十年“文革”，一直到1979年，他才重新活跃在乐坛上。

已迈入古稀之年的何士德，仍用超人的才智和精力进行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中国女排之歌》《长城组歌》《坦克兵之歌》《青松》《乡情》《永放光芒》《我们永远向前》等新歌。1999年，89岁的何士德还同另一位音乐家张林合作创作了《五十年颂歌》，以此庆祝和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

2000年，这位杰出的音乐家在北京病逝。他留下的优秀作品尤其是那首雄壮嘹亮的《新四军军歌》将被世代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