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期●散 文●

《唱支山歌给党听》从诞生到传唱

作者:竺柏岳




  著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从诞生到传唱,有着奇特的经历。它最先与雷锋有密切联系。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日记》也因而出版发行全国。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有位著名音乐教授叫朱践耳,1945年参加新四军任音乐指挥,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1963年,他在新出版的《雷锋日记》里读到由蕉萍写的两段共八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受感动。同时,他又查阅收有这首诗的《民歌三百首》之后,立即将其谱成曲子,交给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试唱。1963年底举行“上海之春”音乐会,才旦卓玛登台唱这支歌,一举成名,传遍神州大地,也成了此后她长唱不衰的保留歌曲。

歌曲唱红了,歌唱家才旦卓玛与作曲家朱践耳名声远扬。可是词作者“蕉萍”到底是谁呢?1963年底,朱践耳经过多方打听到“蕉萍”在陕西铜川煤矿矿务局,于是写寻人信寄过去。矿上党委书记赵炳儒接到信后,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寻找“蕉萍”同志。有人立刻想到焦坪矿与“蕉萍”谐音,会不会是在那里。于是消息传到焦坪,很快有人反映,说下放干部姚筱舟平时写点小散文、小诗歌外投,很可能是他。两天后,赵书记把姚筱舟叫到办公室询问,可他死活不承认,因为当时他正在接受调查,以为大祸临头了呢。经宣传干部反复声明,一再强调组织上查找词作者是件大好事,这支歌已在上海、北京唱开了,也将传向全国。姚筱舟听罢,这才说出这首诗1960年在《陕西文艺》杂志“诗传单”栏目中和另外两首诗一起发表。至此,寻找“蕉萍”一事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姚筱舟生于1933年,江西上饶人,高中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抗美援朝入朝作战,1954年回国。1955年秋天,他转业到新成立的陕西煤矿矿务局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元旦,他所在矿区一个班长违章作业,引起瓦斯爆炸,造成伤亡,他连带受处分,下矿采煤。他怕连累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而含泪分手。当他在痛苦中感受工友们的鼓励和温暖,坚定了对生活的信心。他自怜身世曲折,从古诗文中的“雨打芭蕉”、“雨打萍”等诗句化出“蕉萍”两字作为笔名。这首诗后来被收录于北京出版的《民歌三百首》一书中。沈阳部队雷锋同志买到这本书,将这首诗抄录于日记中,后被朱践耳谱曲传唱。

1964年,全国开展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获奖。当时北京有关上级来信指定姚筱舟进北京领奖,可是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又是下放内控人员,没让他去。从北京寄来的奖品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两幅绣有聶耳、洗星海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品和一张奖状,可是这些纪念品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文革”一开始,姚筱舟就被批斗,关牛棚,妻子儿女也被拉上台陪斗。每次被批斗时,他听着台下有人唱着他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再看自己和一家人遭受非人待遇,这个硬汉子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

1984年11月,姚筱舟终于被平反,并调到了《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6年,他当选为铜川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副主编。

1997年5月9日,应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姚筱舟在女儿陪伴下,在上海南京路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出席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上海音协主席——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由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相连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漫长时空后,三双手握在了一起,激起了台下如雷的掌声,许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2001年与2004年,姚筱舟和才旦卓玛两次在中央电视台就《唱支山歌给党听》做访谈节目。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才旦卓玛接受采访时说:“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歌唱家,现在藏独分子想把农奴制重新安在西藏人民头上,是办不到的。我要永远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下去。”笔者与姚筱舟有过多次通信联系,谈及《唱支山歌给党听》扬名之事,他谦称成功具有偶然性,而写成此歌词皆出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