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从诞生到传唱，有着奇特的经历。它最先与雷锋有密切联系。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日记》也因而出版发行全国。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有位著名音乐教授叫朱践耳，1945年参加新四军任音乐指挥，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1963年，他在新出版的《雷锋日记》里读到由蕉萍写的两段共八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受感动。同时，他又查阅收有这首诗的《民歌三百首》之后，立即将其谱成曲子，交给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试唱。1963年底举行“上海之春”音乐会，才旦卓玛登台唱这支歌，一举成名，传遍神州大地，也成了此后她长唱不衰的保留歌曲。
歌曲唱红了，歌唱家才旦卓玛与作曲家朱践耳名声远扬。可是词作者“蕉萍”到底是谁呢？1963年底，朱践耳经过多方打听到“蕉萍”在陕西铜川煤矿矿务局，于是写寻人信寄过去。矿上党委书记赵炳儒接到信后，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寻找“蕉萍”同志。有人立刻想到焦坪矿与“蕉萍”谐音，会不会是在那里。于是消息传到焦坪，很快有人反映，说下放干部姚筱舟平时写点小散文、小诗歌外投，很可能是他。两天后，赵书记把姚筱舟叫到办公室询问，可他死活不承认，因为当时他正在接受调查，以为大祸临头了呢。经宣传干部反复声明，一再强调组织上查找词作者是件大好事，这支歌已在上海、北京唱开了，也将传向全国。姚筱舟听罢，这才说出这首诗1960年在《陕西文艺》杂志“诗传单”栏目中和另外两首诗一起发表。至此，寻找“蕉萍”一事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姚筱舟生于1933年，江西上饶人，高中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抗美援朝入朝作战，1954年回国。1955年秋天，他转业到新成立的陕西煤矿矿务局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元旦，他所在矿区一个班长违章作业，引起瓦斯爆炸，造成伤亡，他连带受处分，下矿采煤。他怕连累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而含泪分手。当他在痛苦中感受工友们的鼓励和温暖，坚定了对生活的信心。他自怜身世曲折，从古诗文中的“雨打芭蕉”、“雨打萍”等诗句化出“蕉萍”两字作为笔名。这首诗后来被收录于北京出版的《民歌三百首》一书中。沈阳部队雷锋同志买到这本书，将这首诗抄录于日记中，后被朱践耳谱曲传唱。
1964年，全国开展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获奖。当时北京有关上级来信指定姚筱舟进北京领奖，可是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又是下放内控人员，没让他去。从北京寄来的奖品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两幅绣有聶耳、洗星海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品和一张奖状，可是这些纪念品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文革”一开始，姚筱舟就被批斗，关牛棚，妻子儿女也被拉上台陪斗。每次被批斗时，他听着台下有人唱着他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再看自己和一家人遭受非人待遇，这个硬汉子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
1984年11月，姚筱舟终于被平反，并调到了《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6年，他当选为铜川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副主编。
1997年5月9日，应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姚筱舟在女儿陪伴下，在上海南京路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出席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上海音协主席——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由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相连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漫长时空后，三双手握在了一起，激起了台下如雷的掌声，许多人为之热泪盈眶。
2001年与2004年，姚筱舟和才旦卓玛两次在中央电视台就《唱支山歌给党听》做访谈节目。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才旦卓玛接受采访时说：“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歌唱家，现在藏独分子想把农奴制重新安在西藏人民头上，是办不到的。我要永远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下去。”笔者与姚筱舟有过多次通信联系，谈及《唱支山歌给党听》扬名之事，他谦称成功具有偶然性，而写成此歌词皆出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