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抗战的主旋律——东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大举东进与敌后游击战的蓬勃展开，是促成抗日战争战略格局大变化一个重要因素。

东进，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为八路军、新四军作出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只有东进，才能发扬游击战的优势，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线，并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只有东进，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南京、太原等城市的失守令一些人情绪消沉，而平型关与台儿庄的胜利又使得许多人乐观亢奋。 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思考已持续多年。1936年，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面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对日作战将是持久战。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在此前后，毛泽东废寝忘食，写成了《论持久战》。攻占武汉被日军当作是结束对华战争的最后一战。毛泽东则预言武汉失守后，战略态势反而开始有利于中国。他不仅对抗战必须通过持久来争取最后胜利有清晰的认识，也对如何进行持久战有清楚的阐述，更对如何有效发展与壮大共产党武装力量以有利于抗战大局了然于胸。

1938年，当国内外的视线高度集中于徐州与武汉地区正面战场的战局时，毛泽东的思路是明确的，核心就是八路军新四军要冒险犯难，深入到日军的后方去， 向华北和华中渗透和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人民进行持久战争。“东进”就成为这一年的主旋律。

在华北，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后坚守在山西，兵分四路分散到太行、吕梁、管涔、恒山，即山西的四个角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115师聂荣臻部恒山山脉进入五台山，创建根据地；120师到晋西北的管涔山发展；115师另一部进军晋西南，前往吕梁山；129师进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一带。站稳脚跟，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布局。1938年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了河北、河南和察哈尔，乃至临海的山东。从山区向华北平原发展，对从红军时代就习惯山地作战的八路军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1938年12月，罗荣桓率115师主力由晋西南向山东平原挺进。临行前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让他起名。罗荣桓说：“部队要东进，就叫他东进吧！”随后，率部队踏上了千里“东进”征途。八路军已经成功地从荒凉的内陆到达了富庶的沿海。经过1938年快速布点做眼，中共敌后抗日武装在中国北部的根基已经奠定。

本文着重谈的是新四军的东进。在华中，由分散的南方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从1938年2月上旬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4月4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至长江以南的皖南歙县的岩寺。其所属第1、第2和第3支队先后抵达这里。至于第4支队，则在长江北岸的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各支队忙于编组训练，整装待发。

1938年2月15日，延安的毛泽东电令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支队发出指示，明确新四军的任务为：“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对于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方面，新四军军部有清醒的认识，指出：新四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上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不要忘记，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条件。

依照军部确定的方针，新四军各支队按既定部署进行了动员、整训，于1938年4月下旬起即行出动，迅速奔赴华中敌后各战场。

在江北，原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与豫南红军游击队编成的第4支队从皖西出发，翻山越岭，抵达皖中的无为、巢县等地。4月下旬，第4支队的先遣队从大别山进至巢县，转战于南京西侧合肥、全椒、和县、含山地区。4月底，第4支队主力进入皖中，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带。5月12日，日伪军由巢县向西出动，行至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时，即遭第4支队伏击，被毙20余人，余敌狼狈窜回巢县。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中首战告捷，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文嘉勉。这一仗为新四军东进征程中第一场胜仗。

在江南，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的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5月4日，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动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同时，新四军第1支队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随先遣支队挺进苏南。6月1日，第1支队从宣城、芜湖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6月中旬，部队到达苏南溧阳竹箦桥，14日抵达指定地区——茅山，立即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一带展开。随后，新四军第2支队也在张鼎丞带领下开进苏南，展开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

6月10日，日军正式开始了对武汉的攻击。11日，新四军先遣支队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首次电令：“限于三日内赶到距离现地二百余里的京沪铁道线上，破坏敌人交通。” 官兵冒雨而行，连续三夜急行军，于15日晚到达南京与镇江之间的下蜀街，破坏了铁道。16日上午8时，日军一辆火车行驶到该处出轨。

6月17 日晨2时，先遣支队急行军在镇江以南30里之韦岗设伏。经半小时战斗，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日军十余名，获长短枪十余支及其他军需品。韦岗之战为新四军东进江南的首场胜仗，振奋了民心。6月23日，新四军军部向第1、2支队发出指示：“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守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点和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以此“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

接此指示后，7月1日夜11时，第1支队等选择向位于宁沪铁路镇江与丹阳间的新丰车站发起突袭，激战一小时后全歼守敌。8月12日， 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主力袭击句容县城，一度攻入城内。句容紧邻南京，县城被攻，24日，第1支队又向南京东郊麒麟门出击，歼灭驻守伪军两个连。新四军江南部队在日军心腹地区展开的一连串进攻行动使得日军大为震惊，不得不增派军力以加强其后方交通线和城、镇的守备，并向新四军第1支队、第2支队驻地“扫荡”。根据1939年《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抗战的报告》统计，新四军江南部队进入战区后，从6月18日韦岗战斗至次年1月，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99次，毙日伪军3651人，缴获枪支1924支。

新四军挺进皖中、皖东和江南后，提振了敌后民众抗日的勇气，并努力建立和恢复地方政权。1938年10月，新四军第1支队公布减租减息办法，得到江南民众拥护。1938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涂、武进、宜兴、无锡、吴县在内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在策应第1、2支队挺进苏南后，开赴皖南前线，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狭长地带。6月中旬，皖中舒城、桐城相继沦入敌手。为积极配合武汉会战中的友军，新四军第4支队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作战。在无为以东运漕地区、安庆桐城公路上的范家岗、棋盘岭、铁铺岭等地袭击与伏击日军。曾使得安桐公路连续5天不能通车，公路沿线守敌大为恐慌。半月后，桐城、舒城、潜城的敌人自动退走。 1938年11月，庐江、无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主力则进一步东进，以第8团等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至此，新四军第4支队经过半年多的游击作战，初步打开了皖中抗战局面。

豫皖苏地区东起津浦路，西达新黄河，南至淮河，北迄陇海路，含豫东13县、皖北8县和苏北8县各一部，它东可挺进苏北，西部联结中原，又是大别山至豫皖平原之门户，沟通华北、华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9月，新四军游击支队组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3个大队，约千余人。合编后，部队休整半月，于10月下旬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27日在淮阳东窦楼与淮阳东北之戴集与敌骑百余遭遇。敌由林津少尉率领向我发起进攻。窦楼战斗为游击支队东渡黄水开进豫东之处女战。初战胜利，使士气大振，此后由于连战获胜，游击支队在睢、杞、太、淮地区影响迅速扩大，民众抗日信心大增，豫东抗战的基础得以奠定，并创造了进一步发展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回望1938年的中国战局，能够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当国军主力部队按计划从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原向西部丘陵、崇山峻岭且战且退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执行中共中央的指令，出人预料地将主力开进敌后。正面战线大规模的西撤与向敌后大规模的东进同时进行，拉开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一幕。这种军事行动最初是战术上的配合与策应，但随着敌后战场分量的不断加重，游击战的规模日渐壮大，最终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