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12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披露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敬仰、怀念。
1946年的初夏，周恩来得知几位新四军同志被国民党苏州地方法院判处死刑，随即便着手展开了积极的营救。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吞并胜利果实，他一方面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一方面在蒋管区大肆搜捕共产党的党、政、军干部。1946年春，仅仅在江苏省苏州高等法院监狱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就达370余人。他们当中，就包括中共党员、新四军干部李觉、杨阿考、郑重、滕小良等同志。
李觉被捕前是吴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的黄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杨阿考是李觉的通信员。1945年10月中旬，按照国共两党《双十协定》，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全部北撤江北，在苏南地区只留下部分人员坚持斗争，在吴县黄桥地区留守的同志成立了黄桥武工队，李觉担任武工队指导员。11月初，武工队在东桥镇压了自卫团长张桂华；12月初，在虎丘山边侧三佛桥镇压了军统特务杨景春。1946年1月12日晚，武工队插到虎丘山东，准备去镇压杀害黄桥区委委员钱光的叛徒顾老虎、王顺民等，夜宿梅林庙内，不料竟被庙祝告密，于次日凌晨5时被黄桥保安队包围。当敌人冲到他们住的小阁楼楼梯时，李觉和杨阿考甩出两枚手榴弹，敌人暂时退去。他们决定突围，在跳楼时李觉不幸跌晕在地，杨阿考肩部中弹被俘。李觉醒来后，游过两条河，却被埋伏在麦地里的敌人抓住。2月初，吴县军法处将李觉转到苏州司前街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郑重略早于李觉10余天进了这个看守所。郑重是1939年9月在镇江丹北地区参加革命的，1944年8月被调到武进县一、二区担任区助理，负责区武工队等工作。是年冬，他带领几个武工队员在西夏墅镇的一家鸦片馆里镇压了汉奸杨继生，而另一个汉奸郑振海则趁机逃脱。1945年1月，国民党特务曹福培带领几个爪牙潜入武工队活动地区，被武工队捉到后处以死刑。1946年1月16日，郑重被国民党西夏墅区大队逮捕，押送武进县政务警察所，后转送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司前街看守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定为特种刑事犯。
滕小良是盐城人，1941年加入新四军，参加了革命工作，曾打入敌盐城宪兵队挂名当情报员，积极为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输送情报，向国民党收买枪支。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以杀人罪逮捕，也于1946年2月，被从镇江押解到苏州司前街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为了争取自由，监狱中的共产党员秘密地组织起来，积极地开展了狱中斗争，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关押政治犯。1946年三四月间，被关押在苏州相门狮子口第三监狱的“政治犯”，同关押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的“政治犯”，分别建立了狱中党组织，相互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前者由新四军2师敌工科长陈子谷、新四军3师敌工科成员滕小良领导，后者由新四军武进县孟河区财粮干部郑重、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觉领导，经过秘密串连，于4月12日联合进行了绝食斗争。
狱外，《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依然驻守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正同国民党方面严正交涉，尽快执行《双十协定》的具体条款，迅速调查、掌握南京、镇江等地所有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的所谓“政治犯”的人数和具体名单，强烈要求国民党迅速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同时，从秘密渠道得到准确可靠的情报后，安排中共代表团成员秘密指导苏州高等监狱中难友们的狱中斗争，不断动员社会各界向苏州地方政府施压，配合难友们的狱中斗争。这次被关押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和相门狮子口第三监狱的共产党员和新四军难友联合一起的绝食斗争，行动一致，斗争坚决，全体难友一连三天粒米不沾，滴水不进。斗争进行到第三天，国民党司法部派出代表到狱中，经过谈判，被迫承认一部分人“政治犯”的身份，分批先后释放了170余位同志。
国民党司法当局是十分狡猾的，他们释放一部分政治犯之后，就玩弄起了新花招，把余下的这部分“政治犯”，分别戴上“杀人”“纵火”“强盗”等罪名，分散押解到苏州各县地方法院，按普通刑事犯起诉判罪。即划出“政治犯”的范畴，让其不属于释放之列。此时，陈子谷、滕小良都被加上了普通刑事罪名，转解到了桃花坞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而司前街看守所的李觉、郑重、杨阿考、杨金根等也于4月下旬被押解到了桃花坞看守所。李觉他们及时识破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遂同国民党司法当局展开斗争，坚决反对国民党司法当局的无理判决。狱中同志经过商量，决定设法及时向狱外党组织汇报，遂由李觉暗中写好密信，趁他爱人宿惠芬来狱中探监时，让她将事先写好的密信藏好带出，叮嘱她到南京梅园新村，去向周恩来汇报。信的内容为：一、揭露敌人释放“政治犯”是假、分散迫害是真；二、介绍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数和几个主要同志如陈子谷、郑重、滕小良、杨阿考的情况；三、说明李觉的身份和李觉1939年3月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时，曾听过周恩来报告的事。五六月间，宿惠芬专门赶到南京前往梅园新村时，看到门口站岗的是国民党士兵，密信就没能送出。而6月间恰逢同被关押在桃花坞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的陈子谷期满被释放，使向组织汇报的事出现了转机。陈子谷原先是新四军2师的敌工科长，山东人，在扬州被捕，被判为伪造公文罪，关押10个月。他出狱以后，便前往上海、南京等地，寻找到中共地方组织的秘密办事处所，详细汇报了苏州监狱、看守所里被关押人员的情况，以及组织绝食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经过。从此，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就用陈子谷的名字，同狱中的同志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络。
获悉狱中情况后，周恩来十分重视，及时给时任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委、参政会秘书长的邵力子书写了一封信函，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惠鉴：
敬启者，敝方人员李觉、杨阿考二君在去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本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州县属被保安队拘捕，曾解江苏高等法院按政治犯案办理，现又解苏州地方法院，则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名于六月廿八日提起公诉，闻有处死可能。至希急电苏省王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即予释放为荷。耑此奉恳，并颂时绥
周恩来 谨启
七月十九日
邵力子将此信转告了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王转电给了江苏省高等法院，但是没有结果。而且，情况又发生突变，8月13日，李觉、郑重、杨阿考、滕小良四人被判处死刑。形势紧迫之下，第二天李觉又写了第二封密信，用同样方法交给他爱人宿惠芬带出看守所，嘱她连同第一封信，一起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处。李觉爱人宿惠芬第二次到南京，是抱着2岁的女儿安珍去的，看到梅园新村门口站岗的还是国民党士兵。这次，她冒着风险，不顾岗哨的阻拦，毫不犹豫地闯进了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院里。接待宿惠芬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同志，问清事由，随后将宿惠芬带来的麦面饼一个一个打开，连续开到第五块饼时，取出了里面收藏的密信，女同志看后，要她稍等一会儿，进去片刻，就有一位身材挺拔、两道浓眉的首长接见了宿惠芬，他要她先回苏州，办三件事：一是告诉狱中的同志要坚持斗争；二是要李觉正式向国民党高等法院上诉，不服地方法院判决；三是请律师申辩。这位首长热情握着宿惠芬的手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你的爱人和其他同志。”当时宿惠芬并不认识这位首长，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接见她的是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得知此情，以十万火急的心情，于8月27日给邵力子写了第二封信，全文于后：
力子先生惠鉴：
兹有新四军工作人员李觉、郑重及滕小良三人，曾先后被捕，现拘禁苏州地方法院。顷接渠等家属函称，李觉、郑重二人均已以杀人罪名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罪，不胜惊异。查李觉曾在新四军工作多年，卅四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卅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州被捕。前闻将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起诉，当于七月十九日函请台端转电苏省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予以释放，迄未得复。郑重曾在新四军作对敌工作，于卅四年冬在武进被捕；滕小良曾在新四军三师工作，卅四年九月底在扬州被捕。李、郑、滕三人既统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绝不能假藉杀人犯罪名，而判处死刑。兹特函达，即希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电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并照政治犯一并予以释放，毋任感荷。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于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见复为荷。专此顺颂台安
周恩来 谨启
八月二十七日
邵力子在接信后的第二天，即转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并要求王“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王懋功接信后，于8月30日写信给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孙洪霖（字茀云）、首席检察官韩焘（字冶初），把周恩来的抗议和邵力子对李、郑、滕三人死刑暂缓执行的函抄转给他们 。
紧接着，周恩来为营救滕小良，又于1946年9月5日和11月6日分别给吴县地方法院写了第三、第四封信，这两封信，主要为强加给滕小良的杀人罪名辩驳，还出具证明，以催促释放。周恩来除写信营救外，还派了一位女同志到苏州监狱联系，经常把党的刊物和笔墨纸张以及生活用品等，送给李觉、郑重、滕小良等人，并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多次写信及汇款给他们,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
1946年11月间，李觉爱人宿惠芬受全体难友委托第三次去南京，她到梅园新村后，还是那位姓李的女同志接待的，又有一位首长出来接见了她。他告诉她，苏州被关押的同志是要积极营救的，并且已经关照地方党组织关心狱中同志，要大家坚持斗争。他还拿出2000万元法币，送给狱中的同志购买笔墨纸张和生活用品。
1946年12月，就在宿惠芬从南京回去没有几天，《中央日报》《锡报》都刊载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为杀人犯李觉呼吁缓颊”的新闻报道。不久，国民党高等法院就在1946年底，对被判死刑的李觉、郑重、滕小良，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15年和7年 。这几位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积极营救下，终于幸免于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们和杨阿考先后出狱，投入了迎接解放大军渡江的战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