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道庸到陶勇（下）

（上接第3期25页）
　　四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将已到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苏皖支队和郭村战斗起义部队、江都地方武装合编为第3纵队，仍由陶勇任司令员。

7月29日，陶勇指挥第3纵队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进驻泰兴县黄桥镇。高歌东进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着手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一再呼吁韩德勤联合抗日，还敦请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促进团结。但韩德勤一心反共，不断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9月3日，陶勇率第3纵队参加营湲战斗。9月13日，陶勇又率第3纵队参加姜堰战斗。10月1日，一场更大的决战摆到了新四军面前。

这一次，韩德勤组成了三路大军。右路军是李明扬部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左路军为五个保安旅。中路军为进攻的主力，又分为三路：第89军第33师为左翼，进攻黄桥镇东面；独立第6旅为右翼，进攻黄桥镇北面；第89军军长李守维亲率第117师和军直属部队为中坚，进攻黄桥镇东北。韩德勤志在必得，他在9月30日发布的命令中说：“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务求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李守维则在作战会议上口出狂言：“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

面对顽军以十倍于己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进犯，新四军别无选择，只能誓死应战。但是，绝不能全力固守，被动挨打。陈毅审时度势，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他通过周到的工作，促使右路军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又判断顽军内部矛盾重重，左路军五个保安旅必定观望不前。这样就可以着重对付韩德勤的嫡系中路军。对中路军，又根据作战态势和地形特点，机动地转用兵力，逐个分割围歼。这样大胆而又周密的布局，加上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就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求得以少胜多的战果。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新四军以第3纵队守卫黄桥，吸引、迟滞、消耗来犯的顽军；以第1纵队和第2纵队作为突击力量，前出到顾高庄、横港桥地区埋伏，对顽军分割围歼。

叶飞曾经告诉我，当年他提意见说，3纵部队新，兵力少，守黄桥会很艰难，可以从他的1纵留下一个团归陶勇指挥，增加守备的兵力。陈毅不同意，说你们1纵和2纵穿插分割，围歼顽军，是这次决战能不能取胜的关键，一兵一卒也不能留下。

是的，埋伏突击，围歼顽军，是决战取胜的关键，但坚守黄桥则是取胜的前提。如果让顽军打进黄桥镇内，分割包围不再可能，观望的左路军和中立的右路军都会一齐杀来。那么，新四军真要被赶到长江里喝水了。

陶勇肩上的担子，真是很重啊！

黄桥是个大镇，当年就有五里路长。第3纵队兵不满2000人，枪只有1500支，说起来有个炮兵连，其实只有两门迫击炮三发炮弹。这样的守备战怎么打？陶勇得到粟裕的同意，作了十分大胆的重点守备部署。以第8团坚守东线。这个团只有两个营，要抵挡顽军第33师两个旅的进攻，以及随后赶来的第117师。以第3团守东南，面对那五个保安旅，主要任务是随时支援第8团。以第7团作预备队，兼顾西北、西南方向的敌情。北边是顽军独立第6旅的攻击方向，有第1纵队等着他们，陶勇只放了少数警戒分队。西北对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干脆唱“空城计”，只有一些机关勤杂人员担任警戒。

陶勇手里的兵力太少，仍然留下三分之一作预备队。如果第8团在大量消耗来犯顽军的同时，自己也伤亡过大，他可以逐次动用预备队和顽军反复拼杀。如果守备战打得顺利，预备队可以最后出击，与1纵2纵共同围歼顽军。这样的决心和部署，基于对战局发展的周密分析，也需要指挥员有敢于担当的胆略，有对战士们英勇顽强的坚定信任。

10月4日，决战打响。打惯了游击战的新四军，对阵地战毕竟缺乏经验。顽军兵多弹足，攻势猛烈。第8团两个营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丢失了黄桥镇东的小焦庄，发电厂也失守。在有些地方，顽军还突破了镇边的河沟。陶勇命令第3团扩大防区，投入激战。而作为预备队第7团，他仍然不肯动用，要准备应对更严重的情况。

到了下午，黄桥东门的争夺战愈演愈烈。陶勇在电话里向陈毅报告：“顽军七次冲到了东门口！”陈毅坚定地说：“准备再打退他们的七次冲锋。”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得敢于坚持正确的决心，不为突发的危急情况所动摇。陈毅坚毅，陶勇英勇！他们终于等来了独立第6旅进入第1纵队的伏击阵地，战局由此逆转，新四军处于主动。

陶勇的压力并未减轻。李守维久历戎行，毕竟不是草包。他得知独立第6旅来人求救，判断新四军必定将主力用于那个方向，守黄桥的兵力不会很多，正是乘虚猛攻一举突破的机会。他命令部队加强攻势，连山炮也用上了。第3纵队的工事大部被毁，伤亡越来越多。

陶勇指挥第8团和第3团誓死坚守，作为预备队的第7团也不得不投入战斗。进攻北门的独立第6旅已被第1纵队包围，那里只需留一个班警戒，原来守备北门的连队也调来东线参战。正在危急时刻，第4团3营从江南赶来了。

第4团共有三个营，陶勇、卢胜只带了第2营北渡长江，第1营仍在皖南，第3营留在苏南。他知道这支老部队的战斗力，兴奋得大喊：“江南的增援部队来了，坚决打退顽固派！”他把上衣一脱，拔出那把缴获来的日军指挥刀，喊一声“跟我上”，亲自带领生力军勇猛反击，东门响起一片“杀”声。

这时指挥部通知陶勇，明天中午1纵2纵将向顽89军发起猛攻，3纵也要做好准备在顽军后路出现混乱时出击。这当然最合陶勇的心意。第3纵队虽然十分疲劳，伤亡也大，但接到待机出击的命令，立即精神陡增，人人磨拳擦掌。第8团团长姜茂生等不得了，已经率领部队开始反击，在收复小焦庄以后，又奔向大焦庄去了。

这场坚守黄桥的厮杀，陶勇十分满意战士们的刚烈和血性，也很感谢人民的支援。阵地上的土太薄，掩体、散兵坑上盖的木料、门板，都是黄桥镇和四乡民众主动捐献，自己抬来，其中甚至有老人的寿材。激战期间，乡亲们把饭菜、烧饼、汤水一直送到阵地。他们送来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民而战，勇士们不惜流血牺牲。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的完胜落下帷幕。战后，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胜利会师，协力开辟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

五
　　黄桥战役胜利以后，陶勇率第3纵队继续东进，在江海平原上纵横驰骋，打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2月，苏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师。第3纵队为第3旅，陶勇任旅长。3月31日，在通如海启地区成立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由第3旅旅部兼军分区领导机关。

1943年4月10日，日伪在通如海启地区开始“清乡”，斗争进入最为严酷困难的时期。日伪选择这个地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既是因为这里与上海隔江相对，而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他们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也是因为这里临江濒海，地势平坦，易于封锁隔离。日伪从江南运来500多万根竹竿和大量木材，将南通、海门、启东和如东的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几百里的封锁篱笆，在封锁线内进行梳篦式的军事清剿，往返穿插，合击包围，继之以“政治清乡”和经济掠夺。

陶勇率主力及时跳出封锁区，在外线频繁攻击日伪据点，使日伪军顾此失彼。他还亲自带领小分队潜入封锁区，安抚受难的群众。7月1日，在陶勇的统一指挥下，部队分段警戒，军民一齐动手，在东起南坎、西至丁埝、南到天生港的280里封锁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将拆下的竹篱笆和锯倒的电线杆放火烧毁，火趁风势，风助火威，一时封锁线如同一条火龙。

火烧竹篱笆，成为敌后抗日战争史上壮丽的一幕。

六
　　新四军时期的陶勇，还有一件奇功应该大书特书，这就是创建海防纵队，使人民军队有了第一支海上尖兵。
早在陶勇率部东进时，陈毅和粟裕就一再指出，在临江濒海的这片平原上，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组建海防武装，开辟海上的广阔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陶勇心领神会，亲力亲为，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坚持不懈地奋斗了多年。

1941年3月3日，陶勇将第3旅独立团在掘港的留守处和警卫分队改编为海防大队，要求他们控制苏中沿海港口，力争深入近海，开展对敌斗争，担负起保卫渔民盐民的任务。
1942年11月5日，陶勇选调三个连与海防大队合编，在何家灶成立海防团，并亲自兼任团长。他带领海防团开展水上练兵。他们白天黑夜练游泳，练潜渡，练划桨摇橹，练行船时的射击和投弹，终于练出了一套驾船抢风的本领，使“旱鸭子”成了“水上蛟龙”。

陶勇还派海防团的干部战士到弶港、北坎一带访问贫苦渔民，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反抗日寇的烧杀掠夺，反抗渔行的残酷剥削，在斗争中成立了渔民抗敌协会，组织了渔民抗敌自卫队。经过对敌斗争的锻炼，一批渔民自卫队员加入海防团，使海防团增添了熟悉海上行船的战士。

1943年春，陶勇又组建了水上公安纵队。

这一带的近海，自古以来就有海匪出没。此时由于战乱，海匪更多。他们称霸一方，平时抢掠过往货船，渔汛时向渔民强征保护费，时而从国民党方面取得番号，时而摇身一变投靠日伪。新四军要开辟海上根据地，要保护沿海人民安居乐业，清除海匪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些海匪中，活动于如东沿海的孙二虎部是最大的一股，有100余人，五条三桅大船。陶勇经过调查，知道孙二虎出身贫苦，为人仗义，起初当海匪只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劝说他改邪归正，争取他参加新四军，不仅对沿海的治安大有好处，而且可以使海防团增添熟悉海情的生力军。陶勇的大胆设想，得到了陈毅、粟裕的肯定。

收编孙二虎部，经历了一波三折。

先是新四军奇兵突袭，捉住了到长沙镇索取粮食的孙二虎。陶勇亲自为他松绑，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孙二虎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后释放了他。第二天，陶勇不带警卫人员独自登上孙二虎的船去谈判，使孙二虎感受到了新四军的诚意和信任。接着，孙二虎去看望母亲，被伪保安队发现追杀。陶勇得知消息，亲自带部队赶去相救，又一次使孙二虎深受感动，终于下决心来归。陶勇将孙二虎带来的人和船编成海防团的一个大队，由孙二虎任大队长。

但是，孙二虎的一些弟兄，过不惯新四军既紧张又清苦的生活，一再违反群众纪律，甚至有人拦路抢劫。旅部决定对这个大队实行整训。这时陶勇在华中党校学习。孙二虎误以为陶勇不在，别的领导信不过他，于是受伪自卫总队总队长陈茂清拉拢，带着一些弟兄当了伪军。

陶勇从党校回来，力排众议，决定对孙二虎再次争取。他派干部化装进入伪军，劝说孙二虎赶快回头。听说孙二虎妻子的船在观本港沙滩搁浅，陶勇亲自登船做思想工作，解除她和孙二虎的顾虑。

1943年春汛季节，孙二虎借口出海解决给养问题，带着300多人和六条大船，再次投奔新四军。经新四军军部和第1师批准，陶勇把他们和水上公安纵队合编为海防2团。孙二虎从此改名孙仲明，任海防2团团长。

有了收编孙二虎的经验，陶勇又对另一股海匪陆州舫部开展争取工作。1943年11月，陆州舫部拉出启东县观龙镇，集体参加新四军，编为海防3团，由陆州舫任团长。

有了三个海防团，新四军决定成立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兼任政治委员。1944年8月7日，海防纵队在如东县丰利镇举行了成立典礼。

从海防大队到海防团再到海防纵队，这支海上尖兵活跃在苏中沿海，和新四军陆上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日伪军。海防纵队通过英勇的战斗，控制了滩涂和近海，使苏中抗日根据地有了回旋余地和可靠后方。日伪“清乡”时，新四军的医院、工厂和后方人员转移海上，安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海防纵队还建立了从长江口到山东的海上运输线，武装保卫运输，运出苏中的粮棉，换来根据地急需的弹药和医药用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和盐阜区的海防大队、从浙东北撤的海防大队合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1949年4月，又成为创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陶勇自己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也调入海军，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继续他钟爱的海防事业。

七
　　我和陶勇将军称不上熟悉，但有过一些交往。尤其是1959年春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率战区各军种兵种司令员巡视海防战备，我作为军事记者随行。我们于5月26日从浙东穿山半岛启航南下，在一个来月时间里，我天天都能见到陶勇。在军舰上，在大陈岛、洞头岛、南麂岛的军营里和山头阵地，我和陶勇都有过交谈。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对祖国海防的关切，他对从将军到士兵所有战友发自内心的热情，他的直率、洒脱、风趣和开朗笑声，当时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2017年是陶勇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遇难5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这位功勋卓著、可敬可亲的将军。
　　2017年1月初稿，12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