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老领导夏征农。今年是他逝世10周年。
夏征农曾任新四军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社联主席等职，享年105岁。
他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到70年代的社联一路走来的。他参加过“八一起义”，写过小说和论文。他六次参加全国的党代表大会。本来还有第七次，只因医生不许未能出席。他如此长寿，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字：豁达。
他1946年和1978年先后担任过两所大学的主要领导。他熟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一览众山小”，权大权小不计较！他因为1957年“反右”不力，1959年“反右倾”沾边，从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降为公社书记。在农村，他依然满腔热情地跟农民一起摸爬滚打。不仅如此，他还敢进言：“不能再放‘卫星’了！多是假的。”上个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他先后蹲过两次监狱。他这位从1964年就被华东局职工称为“夏老”的老人，“文革”中居然被关在上海漕河泾少教所。他了解国情、党情、民情，可谓“阅尽人间春色”。正如宋人姚铉所云：“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
我曾是他部下的部下，听他的大部下说：“向夏征农请示工作最愉快，他从不板面孔。”我也经历过一次这类情况：1965年他大概嫌我们编写的刋物呆板，不仅不批评，反而叫他秘书借来邹韬奋的《生活》杂志，送到我们手里。我私下里说：“拿到杂志想起陶行知给打同学的人送糖果的故事。”有学问的领导就是不一样。我认识夏征农在山东的秘书，认识他在华东局的秘书，还认识他当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都说做他的秘书最好当。他做报告不念稿，不要秘书或秀才为他起草。
夏征农是“五一六通知”下达20天后，全国第一个被中宣部宣布免去中央局宣传部长职务的。他的第一个“错误”是反对样板戏。江青到上海一开始不是想拉张春桥，而是争取比张春桥地位高得多的夏征农参与。想不到夏征农不趋炎附势，说：“我是两亿人的宣传部长。要我全力以赴抓样板戏，两亿人要看戏怎么办？是不是省有省样板，县有县样板更好一点？”夏征农被免职的另一缘由，是不支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秋，上海市委领导主持讨论姚文，请夏征农出席。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说：“写文章还这么神秘？我不去。”
我还目睹过这样一个场面：1965年秋，江青在小剧场看话剧《红色风暴》（原名《八一风暴》）。演出中间休息时，江青向夏老招手示意，请他进休息室。夏老纹风不动，留在大厅里与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议论舞台。想想看，如果换个别人，江青请他进去，会不飞奔过去吗？
夏老任社联主席后，主要是致力于拨乱反正。上海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比较保守。可是夏老领导的市社联和复旦大学逆流而上，旗帜鲜明地展开讨论。1978年他奋笔疾书，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一篇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再一篇是《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受到中央领导称赞，为多家报纸转载。1978年《文汇报》头版刊登了夏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员讲话，题为《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加强民主集中制》，引发轰动效应，带动上海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他这几篇文章被称为“上海的春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参加过两次由他主持的会议。两次都是在陕西北路182号举行的。一次是讨论胡道静的平反问题。胡道静是科技史专家，曾被赞为“中国的李约瑟”。在夏征农的带动下，大家一致认为应为胡道静彻底平反。这让胡道静大为感动。再一次是讨论可不可以为领导人画漫画像。上海一位画家画了一幅邓小平的漫画，一幅胡耀邦的漫画。两幅画只不过把他们两位领导人的面部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丝毫没有丑化的意思，可是立即引来了批评，就在这时，夏老召集了三十来人开会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为领导人画漫画像。想不到两天后胡耀邦表态：可以为领导人画漫画像。大家赞扬了夏老的胆识。
夏老晚年讲自己是“半是战士半书生”，可上海学术界、文化界都称誉他有非凡的文韬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