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件

　　1938年五六月间，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0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能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如何争取最后胜利这些根本性问题，不仅指明了必须实行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取胜之道，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指南。80年前毛泽东的这部光辉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正确的判断，科学的预测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空前的反侵略自卫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中华民族抗战的前途如何，我们能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等，当时人们普遍心存困惑。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营垒中，弥漫着“亡国论”的悲观气氛。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在社会上，由于人们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缺乏全面分析，普遍存在悲观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打不胜，会亡。”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亡国论”的错误观点仍然有很大市场，特别是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在“亡国论”不断在战争实践中碰壁的同时，“速胜论”者跑了出来。他们盲目轻敌，低估日本，甚至认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都脱离了中日战争的实际，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空谈，被毛泽东斥之为“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
在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中国将最后胜利的人很多，但他们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和实行的方略不同，有些还存在本质差别。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心抗日，制定以“持久消耗战”为基本指导方针。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战争指导方案，提出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这一军事战略方针，在全面抗战初期作战指导中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不仅有效地破坏了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的基本方略，还保存了军事实力，为持久抗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而，在抗战所依靠的力量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不敢放手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而是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进行片面抗战，从而失却了达到持久抗战的民众基础；特别是经过10个月交战，国民党主力军丢弃了十余个省区约16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退守大西北、大西南，从而远离战场，敌我隔离，又何来长期消耗敌军战斗力、转化敌强我弱之战争态势？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疑虑，针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败退，论证持久抗战的命题，就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他首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及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正确的判断，是以科学分析为前提的。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相互对立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由于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抵抗是正义性战争得道多助。毛泽东进而指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亡国论”只看到敌强我弱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速胜论”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方面，单单记起了其他方面。“他们都犯了主观的、片面的错误，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根据对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各种特点和双方力量强弱变化趋势的分析，毛泽东科学预测持久抗战必将经过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敌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大举进攻中国，占领大城市与交通线，扩大领土、人口和资源，以迅速占领全中国。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可以名之战略相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状态，战略反攻的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毛泽东指出，这个阶段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在这场“中国抗战的三幕戏”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二幕戏，认为这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指出“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他认为，这一阶段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和必然趋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测，得到了全面抗战战争实践的检验，凸显出持久战理论的真理性。
抗日战争的取胜之道
《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的意义还在于，它既具有高瞻远瞩的理论提升，又具备实实在在的实践操作功能。在阐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之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
首先，揭示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因为没有自觉的能动性，“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其次，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强调要加强抗日的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他认为，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他要求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第三，论述了战争的军事目的，强调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要围绕这个目的去指导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是战争的本质，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这个目的，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他指出，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把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
第四，阐述了战争的形态，强调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表现为，普遍发展游击区，形成内线和外线夹击、后退和前进并存的奇异形态；主力军将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人实行有后方和无后方作战；对敌实施包围和反包围，不让他们保留大片空间。总之，“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
第五，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所谓运动战的方针。在作战形式上，强调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还强调要用集中兵力的原则于歼灭战，用分散兵力的原则于消耗战。
最后，毛泽东论述了革新军制，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等问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这些基本观点，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构想、战略方针和具体实施方法，为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克敌制胜的科学指南。
持久抗战理论的形成
军事理论来源于军事活动的实践，并受之检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创立的持久抗战理论，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这一理论的形成也有个不断探索、不断受中国抗日战争实践检验的过程。在持久抗战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即开始对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与斗争策略进行认真的探索，反复指出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只有奋起自卫，坚决抗战，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并逐步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军：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是国内反动势力，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这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不要幻想胜利很快就能实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国内阶级矛盾逐渐被中日民族矛盾替代之际，毛泽东也逐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对抗日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并聚焦于战略指导的构想。1936年7月16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阐述了中日战争的一般形势，预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方针政策，阐述了持久抗战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难怪两年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将他与斯诺谈话的要点，抄录几段于文中，“为备忘计”。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围绕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中共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也在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1936年4月20日，张闻天发表了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次年4月11日，在新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张闻天又发表署名文章：《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持久抗战的必要性。他说，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开始转变，既要作肯定，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既不应夸大而产生“恐日病”，也不能“估计不足”。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而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
1937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我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的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其要点是：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地把日军从中国赶出去；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等。这个方案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带到南京国防会议上，并于8月11日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问题作了阐述，对于国民党当局最终确立对日作战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会议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作了明确表述，指出：“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全国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对持久战理论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阐述，使之更加深入人心。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具体分析了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可能性。他指出，坚持以华北为中心的持久抗战，将使日军无法实现其占领全中国的阴谋。他分析了在华北进行持久抗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强调：华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华北人民奋起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条件”。11月21日，彭德怀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和“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及实行持久抗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再次强调“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1938年1月，朱德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的先决问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及国际关系等方面阐述了在持久抗战必然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朱德对此充满信心，他说：“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要坚决地从持久抗战中去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是持久抗战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集大成者。在领导和指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总结了10个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军对日作战的实践经验，集中了全党的智慧，系统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引抗日战争胜利的持久战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