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举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戮，党在城市和农村中的阵地几乎遭到摧毁性打击。之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会议错误地认为这时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

其后在1928年2月间，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党内发生。引发争论的是江苏省委，在讨论职工运动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革命潮流到底是高涨还是低落？党内对此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如何才能切合实际，从善而行，以使我党能够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奋力向前，这就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认真研究。

艰危形势之下会议在境外举行

召开六大，是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提议，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但两次会议均未决定开会的地点。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难以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安全的地方开会。

1928年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讨论召开六大问题，瞿秋白作了报告，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提议将会址设在澳门，可多数人则主张放在香港，未取得一致意见。

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同年春、夏于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这里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中共都将组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及时指导，决定中共六大于6月在莫斯科举行，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请示电。

共产国际执委会接电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问题，并复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要求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等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事宜。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相关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开会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六大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为了安全抵达莫斯科开会，中共中央研究了行走路线，认为通过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之路是可行的。于是决定，六大代表去莫斯科的路线，除了小部分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再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通过中东铁路分别转至满洲里和绥芬河两处出境。由于组织缜密，安排周到，所有代表都安全抵达莫斯科，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

厘清思路明确一系列重要问题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斯大林、布哈林则亲自给以指导。6月12日，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谷。布哈林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等21日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当前革命形势，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8日，中共六大顺利召开，至7月11日结束，连续进行了24天。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

瞿秋白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共青团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批判了那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会议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大会强调要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决议案还对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中央候补委员13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工人成分、要求选工人出身的人作为主席的压力下，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事实上，向忠发没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中共六大，是一次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召开的具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会认真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作出了总体正确的回答，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仍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判断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会的不足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缺乏认识。

尽管中共六大存在不足，但诚如周恩来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因为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故“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

镌刻中国人历史记忆的会址

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南郊“五一村”，距离市区大约40公里。原名为“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因其白墙在阳光照耀下亮丽夺目，被称为“银色别墅”。十月革命后更名。这是一座三层的别墅，始建于1827年，共有七八十个房间，包括会议厅、办公室、居住室、活动室和厨房。当年六大代表在这里开会、吃住和活动。该楼北面有一座二层楼的小别墅，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领导就住在这里。而距主会场千米之处还有一座原来很豪华的二层别墅，布哈林等人曾住过，六届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

六大会址曾有过几次大修，后因火灾而被废弃。房屋已残破不全，房顶和窗户全无，只剩下红砖墙壁，外墙被火苗熏黑的痕迹清晰可见。因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当地文化部门列为建筑文物保护对象，只是缺乏资金，一直未得维修。

苏共中央宣传部曾有对六大会址开发利用的动议，在苏联解体前，一位副部长曾赴我国与中联部联系关于联合整修“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事宜。中方认为此事很有意义，但还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具体内容，决定待苏方返回意见后再行商讨。孰料未及一月，苏联解体，此事不了了之。

100多年的风雨侵蚀，已使这座古老的建筑辉煌不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幢建筑的功绩却无法取代，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址，是中国革命的见证者。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莫斯科郊外的这座小楼，因为它深深镌刻着国人的历史记忆。

2013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于23日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共六大会址是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旧址，也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段历史，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历史。我们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是要铭记历史，是要继承和发扬中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世代友好。”

2016年7月，历经两年筹备和九个多月的施工建设，修葺一新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开馆，外墙黄白相间，在阳光下格外靓丽。虽然它饱受岁月磨难，历经火灾损毁，但进入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90年前历史脉搏的律动，把人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