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7日，我所敬仰的革命老前辈丁公量同志去世了。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丁公量同志，是在十年前吧，我退休后去看望他的夫人——我所在单位的老领导苏菲同志。丁老陪着苏菲与我聊天，就像原本认识的朋友，还送给我两本书。一本书是反映皖南事变的电视剧本《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以及剧评汇编，丁老写的前言。丁老在皖南事变中被捕，是从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的幸存者。
丁公量生于1921年10月，浙江定海人，祖父做过清朝的县官，父亲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任舟山县县长。丁公量在少年时期只身离家，投入抗日活动，1938年参加了新四军。1989年，丁老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直分会的同志发起编写反映皖南事变的电视剧，邀请了国家一级编剧陈志达任编剧，丁老任总策划。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前后历时五年，终于拍成了这部电视剧。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丁老与汪海粟在茅家岭监狱策划中秋暴动，因叛徒举报两人被严刑拷打，锁上脚镣，关押在监狱旁边的一个谷仓里，只等长官司令部批文下来便予以处决。丁、汪两人用皮带扣撬开脚镣上的铁销，又原封不动地在铁销外缠上布条，并悄悄计算出从谷仓到附近小卖部（看守班驻地）来回所需的时间。第三天下午，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他们从窗缝里见到看守班的人一个个扛着铁锹铁镐往村外走去，只留下副班长与一名看守。黄昏时刻，副班长也跑开了，看守只好自己到驻地去加灯油。汪海粟拿出钱来，请看守替他们买两块乳腐、一刀草纸，并表示：多余的钱奉送。士兵一走，他俩马上打开脚镣，顶开谷仓上的木板爬出去，飞快地跑上山。为了摆脱追兵，他们滚下了陡壁，丁公量的一条手臂也摔伤了。一路上，他们假称自己是逃出来的壮丁，在沿途老乡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跑到福建浦城境内，却被当地乡公所抓了壮丁。后来汪海粟被放了出来，丁公量被留在壮丁队，又受了许多折磨，编到新兵连后才伺机逃了出来，辗转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此时，已经是1942年六七月间了。不久后，丁公量被分配到浙东新四军工作。
丁老赠送的另一本书，是军旅作家夏继诚撰写的《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纪实》。这本书记叙了自1943年潜伏于宁波日本宪兵队的几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他们的领导人就是当年才22岁的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丁公量。丁公量16岁就开始做地下交通员了，他工作沉稳、细致。在他领导下的“红色特工”多达近百人，先后打入杭州、宁波、绍兴、余姚日伪军内部，负责与他们联络的交通员也有将近二十人。这些同志根据敌工委“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的方针，收集敌方动态及兵力部署情况，向敌方提供我假情报，为根据地采购物资、营救同志、处决叛徒……
有一次，400小组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组织力量砸掉了依仗日本特务机关权势而与宪兵队闹对立的侦缉队，放走那里的全部犯人，轰动了宁波城。最令人称奇的是在日军无条件投降后，400小组带领六十多名密探、联络员“投奔”新四军，临行前宁波宪兵队设宴欢送，还赠送给他们2部电台、6挺机枪、11支英制半自动步枪及弹药，宪兵队长亲自带了一个排的士兵护送他们到四明山根据地。一同前去的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军曹提出想与三五支队情报系统负责人粟后见上一面，未能如愿，便当场写了一封信，请400小组转交。所谓思想课，是宪兵队分工专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收集我方情报的，所以铃木很清楚，粟后是他的对手。信中这样写道：
粟科长：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工作胜利了！我钦佩！我想留下来。我懂得你们的政策，但我不能决定我自己。现在你们要建设你们的国家，我想回国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如果回不去的话，我还会来找你们！我想你们会留我的。
铃木政一
粟后是丁公量的化名，兼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看来，日本宪兵队的人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或者说，他们更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力量和人格力量。
解放战争中，丁公量担任三野一纵保卫部长；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九兵团保卫部长、板门店谈判代表团战俘遣返办公室副主任；回国后担任华东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后转业至中科院工作，曾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他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等。
丁老生前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记录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纪念为理想献身的战友，是他的心愿，也是他执着的事业。有多少个夜晚，丁老奋笔疾书写回忆录，每每写到凌晨，不顾自己已经年迈，年逾九十了还在写，住在华东医院病房里还在写，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史料。
丁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