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习仲勋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至在改革开放中，都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他的优秀品质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为我们树立了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协助彭老总成就“彭习军”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给予彭德怀的最高评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成就彭老总的丰功伟绩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的习仲勋。

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作战，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约71万人。从1947年3月起，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调集94个旅的兵力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其中34个旅25万余人的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企图以其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陕北人民解放军，夺取延安，目的是摧毁我党、政、军神经中枢。3月13日，胡宗南集团从洛川、宜川开始向延安发起进攻。我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警备第7团5000余人，经7天英勇阻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随后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入内线防御作战。3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从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重新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这也是习仲勋第一次与彭德怀搭档。兵团下辖第1、第2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计2.6万余人。

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直接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撤离延安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首役青化砭，干净利落地把胡宗南属下第31旅给端了。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指出：“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 青化砭战役、羊马河伏击、蟠龙攻坚，三战三捷，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l.4万余人，极大地牵制了胡宗南的部队。西北野战兵团以绝对劣势兵力，迎击绝对优势之敌的疯狂进攻并连续取得胜利，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党中央和边区转危为安，又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也因此名声大震，一度被称为“彭习军”。

习仲勋在行军作战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负责作战指挥外，还不顾疲劳，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动员、教育组织群众，增强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通过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调查研究，及时掌握了解军地实情，对统一部队人员的思想、制定正确的军事方针政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依据。彭总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先送习仲勋修改；收到中央的重要来电，彭总看后马上就去找习仲勋，一起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法策略，这在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在陇东、三边战役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时，彭总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景范（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然而，习仲勋却认为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罢了，从来没有因此而居功自傲。这种甘当绿叶不争功的品格彰显了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的崇高精神境界。

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同志的突出特点，就是情系人民，有深厚的公仆情结。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着。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在陕甘边区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住房还没安排好，他就到群众中去了。他始终和群众走得最近，不是找基层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大家都很喜欢他，因此，无论他走到哪里，男女老少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连彭总都感慨地说：“习书记担任那么高的职务，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光这一点，也够我们好好学习的喽！”

无论工农群众、知识分子，还是艺术界和民族宗教界的各方人士，习仲勋都坦诚相见。人们称他有一颗“平民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跟他讲任何不同的意见，不受拘束。他对部下也非常体贴，发现他们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讲明道理，让你明白是非，心服口服。有时即使批评了你，也会让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所以，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称他是一位好领导、好师长，非常敬重他。

习仲勋时时关心群众疾苦，处处维护群众利益。1960年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远在北京，依然关心着陕西农村的群众生活。他对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说：“安排群众生活，我们没有粮食是力不从心；现在中央给你们调拨了粮食，如果不能及时发到群众手里，出了问题，就是渎职犯罪。”陕西省委根据习仲勋的指示，立即抽派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深入农村，送粮到户，使缺粮农民顺利渡过春荒。毛泽东对习仲勋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勇于反对“左”倾错误的优秀品质和作风，多次褒奖，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众所周知，我们老百姓今天能过上如此富裕的幸福生活，主要得益于国家40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习仲勋就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1978年4月，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不久，党的中心工作是清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和挽救崩溃的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由于他长期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对“左”的危害感受很深。因此习仲勋到了广东后，思想比较解放，敢于大胆讲真话，工作大刀阔斧，非常有魄力。以他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和广东的问题。

有一次，习仲勋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还冲击了边防线。风波停息后，他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可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内地却不行呢？关键是政策问题！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78年冬，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在临近港澳地区搞拆船工业，解决钢材供应问题；允许广东在港澳设办事处以加强和港澳的联系；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南粤大地，使广东的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了思想。1979年1 月8 日到25日，广东召开省委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1979年7 月20 号，中央发布了著名的50号文件，明确“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以便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正式决定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4 个市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14个沿海城市（包括广州和湛江）。至此，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率先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从这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就更加汹涌澎湃了。

正是因为习仲勋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具有勇于担当、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的品格，才把广东推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并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习仲勋尤其反感那种脱离群众、动辄指手画脚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当官绝不能有官气，要当官却不像官，处处体现了他为人正派、为官清廉的良好官德。他的这些品质至今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仍然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