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生夫妇
我曾经长期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和斗争，故对这条战线上的情况略有所知。从事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无名英雄不计其数，他们隐姓埋名、无私无畏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少同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2013年北京西山建造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是对战斗在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们最好的纪念。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位我所了解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陈来生、王月英夫妇。陈来生同志原名甄乃顺，1919年生，河北宁河县人，他出身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中共领导的淞沪抗日游击队，1939年奉命调入上海地下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从1942年6月受党组织委托接管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五任负责人。王月英同志，原名李关玉，1916年生，江苏吴县人。她在学生时代受进步思想影响，1938年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参加江阴游击队，从事救护工作，1939年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民运队，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1942年调入中央社会部上海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同年与陈来生结为夫妇。
时逢日军占领上海，环境十分险恶。陈来生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央文库文件从新闸路金家巷转移到成都北路974号家中。1943年，他们奉上级吴成方之命，为中共中央调阅中央文库文件。陈来生根据吴成方提供的目录调出文件，先抄成副本，再将原件归库，出色地完成了此次重要任务。1946年又根据吴成方的指示，陈来生从中央文库中取出5000余份文件，交有关人员送往延安。为保管好中央文库中储存的大量的极为机密的重要文件，他们用尽千方百计。既要保证文件安全，又要防止被虫蛀或受潮变质，他们利用住房阁楼等场所对文件秘密地进行晾晒和喷药等。为此，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份秘密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年9月他们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资料安全地移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夫妇发来了嘉奖信和慰问信。
除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工作外，他们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1947年秋，王月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国民党空军军官郭子占、领航员沈济世等人，王就以郭、沈为骨干在国民党空军内部开展工作，从1947年到1948年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些人提供了有关国民党空军的编制、装备、训练、飞机种类、架数和某些空军基地等情况。解放战争后期，沈济世等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王月英还发展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少校参谋沈世猷。沈世猷遵照党的指示，打入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中校参谋，主管作战业务。至1949年1月底，沈世猷先后送来了有关敌江防兵力配置情况、江防最高指挥部机关的编成、指挥系统、指挥军官名单、作战方针、作战地区划分、敌江北部队进入江防配置、敌江南主阵地兵力配备等重要情报，使我军在渡江战役前充分地了解掌握了敌情。特别是在我军渡江的关键时期，沈世猷查明了安庆、芜湖、荻港之间的敌江防兵力配备情况，为我军选择渡江登陆地点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4月20日，我渡江西路大军从安庆、芜湖之间江面强渡成功。至5月初，沈世猷先后收集到了汤恩伯部署上海战役的兵力、火力配备情况、敌淞沪防御工事构筑图以及有关战斗指挥军官名单等重要情报。情报通常都是沈世猷先传给王月英，再由王月英汇报给上级组织。
陈来生、王月英夫妇还积极地开展了对上海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统战争取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通过亲友关系，争取了在上海解放前夕担任临时代理市长的赵祖康先生。因王月英夫妇耐心地做工作，赵先生选择留下来认真做好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其他官员的思想稳定工作和文书档案保管工作。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陈毅同志即在上海市军管会大楼内接见了赵祖康先生，并给予他以极大的鼓励，又任命他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及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1982年我时任总参二部上海联络局副局长，陈来生、王月英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顾问，他们俩从北京将家搬来上海，我们两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同一栋楼，可以说天天见面。那时，赵祖康先生几乎每年春节都要登门来看望王月英夫妇，感谢他们夫妇对他的帮助。
陈来生、王月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两位老前辈，他们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所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让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英雄事迹，我曾劝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将自己从事地下斗争的事迹写成回忆录，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两人去世，也未写回忆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也是件憾事。他们为人低调，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生活上也过得十分艰苦朴素，是真正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