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斗岁月

　　编辑的话：朱达应同志，在淮海战役时任华野11纵32旅95团卫生队队长，离休前任海军军医学校训练部部长。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语言质朴生动，深切地打动了我们。
我就这样参军了
　　我是江阴人。我的父亲原来是农民。我有个舅舅在外面做生意，通过他的关系我父亲到无锡去当了送奶工。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失守以后，我们家变成沦陷区了。父亲每年过年回来一次，正月十五过了就回去上班。

那一年我父亲照样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回来是与我母亲商议他要当兵——参加新四军。

皖南事变以后，我父亲这个部队要到苏北去，从溧阳茅山到苏北去过江要经过我们家，所以他就回家来再看一看。陪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副连长，姓丁，是常州人，那个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比我父亲小得多。他一方面陪我父亲来看看嫂嫂，第二呢，看看有没有要参加新四军的。他这么一讲呢，乡邻八亲都来了，就问长问短：“你们新四军还要不要人？”副连长笑了：“打鬼子还怕人多吗？欢迎你们来。”这边好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也给我父亲提出来了：“我也要去当兵。”我要去当兵，倒不是我觉悟高，一是因为我小学四年级以后在沦陷区要读日文，父亲把它看成亡国奴的书，不让读；二是太苦了，吃不饱肚子。就这样我参军了，那是1940年6月份。我的母亲很伟大！一年半前她把丈夫送走参加新四军，一年半后又把我这个独子送走了。

当上模范医务工作者

父亲和我是新四军的父子兵，父亲当班长，我在连部当通信员，在一起将近一年时间。1941年，他是为了掩护几个重伤员负伤牺牲的，鬼子在他身上戳了八刺刀啊！这是我舅舅去收尸回来亲口对我讲的。父亲牺牲后，组织就决定送我回家去，因为新四军里有规定，独子一般是不接收的。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就坚决地讲：“父仇不报妄为人子，我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就这样我留了下来。1941年7月，组织送我到苏中军区卫校学医，六个月后就下连当卫生员，后来到团部休养所。休养所的技术条件很好，我在那里学了不少技术。淮海战役时我就可以开刀做手术了，因为我在团休养所三年时间学了不少东西。给伤员动手术我就是那个时候学的。一般的阑尾手术，那个时候就不得了，部队叫破肚子，刀口开得很大，凭眼睛看把阑尾拿出来剪掉它。

后来我当了模范医务工作者，成了战斗英雄。我的思想都是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我对待伤员、病员都比较好。在营里的时候，部队行军下来要睡觉了，我要一个班一个班去检查，战士们脚上的泡大不大，要不要弄破了，所以我下连以后还没到18岁就入党了。就是我工作态度比较好吧，所以就评上了模范医务工作者。

1945年，我在营里当卫生所所长。我有一支左轮枪，那个时候我亲手打死了两个鬼子，为父亲报了仇。特别是打兴化，我们好多伤员都被鬼子推到护城河里去了，我会游水，而且水性很好，一个人在护城河里救了好几个伤员，所以我当了战斗英雄。

耿庄守备了四天四夜

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我都参加了。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那时候我们在徐州东北的黑山，黄百韬在碾庄圩，要向徐州方向突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阻击他，不让他往西边逃。黑山阻击战我们打得十分艰难，因为这个山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工事根本没法做，十字镐打下去火星直冒，手都震出血来，我们在那打了十天十夜，敌人始终没能突围出去。

第一阶段结束后我们急行军就到了河南永城，在耿庄打阻击，大概有15天，战士们吃不好睡不好，急行军的时候一个小时要跑20多华里。我们11纵32旅在当时打阻击是比较有把握的，我们一个团守卫，敌人两三个团是攻不上来的。杜聿明要向徐州突围，我们要在耿庄挡住他。耿庄我们守备了四天四夜，战斗很艰苦，部队伤亡也很大。当时我是团卫生队长，前面的伤员白天根本下不来，只有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组织人去把他们抬下来。

耿庄阻击战时，因为这里太靠近前线了，所以来一批伤员检伤以后马上往后送，先后有七八百人。

七连有一个小鬼班，12个人平均年龄不满17岁，为了炸敌人的坦克，一个一个都牺牲了。敌人两三个团打我们一个团，其中一个连基本上打光了。

国民党部队晚上是不打的，也不敢突围，怕中我们的埋伏，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他就不动，所以晚上他不来，那就正好。战士们就赶快增修工事、增加兵源；辎重连送上来轻重机枪、火箭筒、子弹；政治部派干部下来，到前沿阵地上去，去表扬、去鼓劲，做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我带领一帮人，还有担架连，到前沿找伤员，一个晚上一般都是一两百个伤病员，有的可以架着走，有的要抬。这些都是我们团的伤号，因为我是这个团的卫生队长，有一条很值得骄傲：就是不管是在耿庄还是在黑山，我们没有让一个伤员滞留，都检伤处理后送走了。

军民关系就是这样好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的这段时间。耿庄阻击战结束以后，我们旅又赶到了永城东南的郭庄一线，在那个地方休整。我们这个团到最后一个营只剩100多个人，我们的三营七连只剩七八个人，就到那去休整补充兵员、补充弹药。我们卫生队住在曲小凹村，那个地方离杜聿明被困的地方也就是三四里地。敌人经常来飞机，都是给国民党军队投粮食、投弹药的，因为当时他们被围困没有东西吃。

那天又有飞机来，我抬头一看不对头，不但有比较大的五个头的轰炸机，还有四五架小的战斗机，就在我们防区无目的扫射轰炸！我们都是晚上行军，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个地方。五个头的轰炸机往下扔的是500磅炸弹，威力很大，我们卫生队药库的一个防空洞被震塌了，两个干事被埋在里面了。

轰炸机走了但还有飞机在扫射，这救人要紧啊！我们毕竟是当兵的冒着危险就开始挖土救人。老乡们看到后都来了……要不是老乡们一起在冰天雪地用手挖土，这两个同志就闷死在里头了。

敌机轰炸后一下子就来了二十几个伤员，那里老百姓真是好啊，每一家都来抢伤员往家里背。背到家里去，家家都把炕也烧起来了，把我们捐给他们的大米熬成稀饭来喂伤员。最感动人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抢救了一个重伤员，回去以后把伤员放在他们的喜床上，用喜被给他盖好。乡亲们把枣子拿出来熬成汤，烧好就喂给伤员吃。那伤员泣不成声，我们也很受感动。

那个时候的军民关系就是这样的，为了照顾伤员，大家把家里最好的，也就是鸡蛋，拿出来给伤员吃；有的人家把他们家里最值钱的生产工具牛车，拿来做小型的防空洞的顶盖。一想到这些我就很感动！

永城那个地方的老百姓苦得不得了。11月底永城已经是冰天雪地了，曲小凹村庄子很小，没有一家烧炕，烧不起。晚上，女的就一条破被挤在冷炕上，男的就在草垛子里头。那里的草垛子不像苏南有稻草，当地就是高粱秆苞米秆，只留一个洞拱进去，难啊！第二天早上看到房东家里姊妹两个轮流下床吃糊糊，就是那个玉米做的糊糊，姐姐吃完上床，妹妹再下来。为什么？没有棉裤，很苦！我们卫生队那时不到30个人，我们开了个支委会，决定将我们的口粮的二分之一，大概不到两百斤大米捐给了几个最困难的老乡并动员大家有毛衣的把棉衣捐出来，反正只要能御寒的东西，你有多余的都捐出来。我和王忠禹干事，就把棉裤脱下来，因为我们那时有大衣，有的年纪轻的就把大衣给捐了。200斤大米、几十件衣服，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这毕竟是子弟兵的心意吧。老百姓都很感动！

“我血管里流着你的血”

我们救伤员做得最多的还是在黑山阻击战和耿庄阻击战。黑山阻击，经过我们团卫生队包扎所转出去的伤员有300多人，那个时候的伤员伤得都比较重啊，因为什么呢？轻伤不下火线！一般的擦一点皮什么的，只要不残废，他都不愿意下去的，下去的都是比较重的。我们卫生队的工作叫——医疗后送，就是伤员下来后我们检查伤口重新包扎，搞好了以后马上就转移往后方送。我记得我们团有一个营长，他和他的通信员同时负伤了，一起被送到了我们卫生队包扎所。可是包扎所手术床开刀的就一个台子，这个台子也就我能开刀，哪个先手术？营长说先给通信员做，通信员说叫营长做，两个都是重伤员。通过手术就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他俩相互谦让着，都希望把好的结果留给对方。这种场面真的很感人。

那时候团里面没有女的，我们卫生队没有护士只有卫生员，医疗设备很差，因为没有检验设备就不敢输血。有一个政治处主任负了重伤，急需要输血，怎么办呢？那只有找O型血，O型血是万能输血者。当时我和一个卫生员，我输了400CC，那个卫生员比我稍微小一点，他输了200CC，救命的时候没有办法，那就只有用自己的血。那个主任现在还健在。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我血管里还流着你的血呢。”那个时候我们对待伤员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